毕明迩:关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九月三日《人民政协报》上有一篇评介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文章,读过之后,我去把这书再读了一遍,看法和原文作者丁先生有些不同,大致如下。

  原文两处引用钱穆先生的论述后,都接著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好像是用周先生的话来帮助说明钱先生的意见似的。但是,周先生是把中国历史看做吃人肉的历史的,钱先生则主张对中国的历史应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周先生在谈到青年必读书时,是主张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钱先生的意见也正和他相反。两位先生的历史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相容的。所以,他们的有些话可能表面是相似的,但要用来互相说明互相支持,却是很困难很危险的。丁先生文章这样做了,如果不去看原书,读者有可能会把周先生的看法误认为是钱先生的看法,这就是误读了。

  历代政治得失,顾名思义,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把中国的几千年说成都是封建,都是专制,是钱先生所最反对的。他的许多书里都讲到这一点,这本书也一样。有皇帝,不等于就是专制,反之,没皇帝了也不等于就没专制。在这本书里,得和失,钱先生主要是要肯定其得。认为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彩的东西不能抛弃。即以科举制度来说,许多史家认为是八股取士,害了读书人,也害了国家。而本书说:“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即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里,亦特别设有考试权。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但后来仍然是毛病百出,然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关于科举取士制度的许多具体论述,这里就不一一详引了。

  丁先生文中讲到政治和权力,钱先生书中强调的是权力应有划分,应受监督,历代政治,在这方面也是有得有失。唐朝的节度使,权力太大,不受监督,唐朝就崩溃在这一制度上。

  清代的政治,被钱先生认为,可说是全没有制度,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为了便于满族皇帝的专制,就废除了宰相(明代已废,清朝沿袭之)。最高命令就由皇帝发上谕。还有明的和暗的(直接秘密发下) “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决不能形成出制度。”不能把中国历史都说成专制,但清代的政治是专制的。对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现在不用 “满清”这词,但当年是用的,钱先生书中也用这词)书中说 “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气不满意。因对于历史的传统政治不满意,到对于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从这段引文,也可看出本书和鲁迅先生看法的不同了)这 “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或正是当年文化大革命追求的目标,而 “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的结果,也差不多是又出现了。可见,这历代政治得失,是一定应当好好研究的。

  钱先生原书,除了政治,也讨论了经济,丁先生文没讲到,本文也不讲了。有一点还想提一下,就是关于太平天国。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一斑可以窥豹,本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和几十年来习见的观点不同的。

  原书是一讲演集,是五十年代在台湾战略顾问委员会讲的。历史,是应当成为战略的顾问的。今天读此书,或许也应将他与现实联系起来。只说书好,而不联系实际,正如毛泽东所说只夸好箭而不去射靶子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