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分裂加剧了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一批比毛泽东更加务实的老党员开始怀疑"领袖"制定的方针。他们觉得这些方针太冒进、太不稳当，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最初结果感到失望，对毛泽东处理与苏联分歧的方式也颇为不满；他们认为，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学发展非常重要。他们对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发展的过快步伐、在技术和军备领域强调"红"轻视"专"的做法，以及不断发动消耗国民精力的群众运动等事情产生怀疑。这些领导人长期以来协助毛泽东工作，实际控制着党和政府的日常运作，因此他们认为自己身在其位，比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更准确地了解国家的需要。他们忧心忡忡地觉得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过于浪漫、过于仓促，决心要巧妙地阻止、规避或放慢他的政策之实施。这两条路线的冲突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动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些领导人之所以执意要改变毛泽东的方针，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过去几年里权力大增，尤其是在1956年中共改组以后。这次改组设立了四个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位、一个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一个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主席不再兼任书记处首脑，书记处现由党的总书记负责。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权力的核心，它由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四个副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组成--代表着六个人的集体领导。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但刘少奇成了第一副主席并代行主席职权，邓小平则被任命为总书记。通过这次改组，毛泽东退居"二线"，而将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了"一线"，大力提高他们的威信和地位。正如毛泽东在十年后(1966年)回顾时说，他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在我去见马克思时，国家可以避免大的混乱"。1
有了新提升的职位，刘少奇和邓小平感到有足够的信心对重大的政策事务大胆发表意见。他们赞成采取较为温和的行动方针，以求营造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使工业发展优先于农业集体化。而毛泽东却继续推进群众运动，加快搞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速度。到1958年，中央委员会已被刘邓牢牢控制了，它很快发现人民公社的想法"不妥"。1958年12月10日的六中全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项是修改公社制度，另一项是"接受"毛泽东不再担任新一届国家主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的请求。毛泽东提出这项请求的理由是他要摆脱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用更多的时间来钻研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著作。有关人士千方百计地传达这样的印象，即毛泽东是主动作出这个决定的，但实际情况是刘少奇不动声色地"把他挤出了"国家主席职位。1966年10月，毛泽东本人评价这个事件说："我对那个决定非常不满，但我无能为力"。2他进一步抱怨说，他被当成"死人一样供了起来"。3
1959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尤其值得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后果令人非常沮丧。土法上马造成了巨大的原料浪费和高昂的生产代价，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却质量低劣。小高炉炼出的钢材不能符合工业的要求，许多简易的高炉还在暴风雨中坍塌。由于水利设施不健全、土壤施肥不当，农业生产也严重受损。为了赶上高额生产指标，机器超负荷运转，又缺乏适当的保养，这造成了生产工具的迅速老化和损坏，而拼命招收不熟练工人也引发了管理上的麻烦。4人民公社造成了农业的减产而非增产。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两亿吨下降到1959年的1.65亿吨，再下降到1960年的1.6亿吨。如果农业生产总指数以1957年为100的话，1958年为108，1959年跌到86，1960年又跌到83。工业生产指数相比之下好一些：假设1957年为100，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6，1960年为161-163，1961年为107-110。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整体情况令人失望，从1958年的950亿美元一路下降到1959年的920亿美元，1960年的890亿美元、1961年的720亿美元。5总而言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初几年的结果是相当不让人满意的，人民中存在着巨大的不满情绪。
务实派人士越来越对毛泽东的政策不满。他们觉得，毛泽东是在用完全与时代不合拍的游击战思想来管理国家，作为一个大国的最高治理者与他原先作为革命家的成功角色相比，相差太远。开始有人巧妙地暗示他的才能有局限性。确实，"三面红旗"--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已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这促使务实派人士内心中对毛泽东路线的疑问与日俱增。他们大胆提出要改弦更张，哪怕冒触犯领袖的风险。
1.彭德怀的下台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召开庐山会议，党内第五号人物、主要的经济设计师陈云在会上主张采取几项重大的变革，包括从人民公社退回到合作社，制定更切实的经济发展规划，与苏联进行有限合作，更多地强调"又红又专"。陈云的发言也许事先得到了刘少奇的首肯，而这无疑令毛泽东一派的人不快。6
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了更直率批评。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老战友，一名杰出的军人，他刚刚对东欧作了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回国，其间他在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会晤了赫鲁晓夫。两人讨论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彭德怀为劝说赫鲁晓夫不要收回对中国提供核援助的诺言，轻率地透露了中国的混乱状况和大跃进的缺点。赫鲁晓夫鼓动他反对毛泽东。在彭德怀回国一个星期之后，苏联宣布终止两年前与中国签订的核技术协议，也许是希望以此来加强彭德怀对抗毛泽东的地位。在庐山会议上，这位卤莽的国防部长散发了一份"意见书"，批评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草率、过分"，指出混乱的原因是推行人民公社，而"小高炉"又浪费了20亿元人民币。他尖锐地批评：
我们被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迷惑了，一些左倾思想抬头，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按一些同志的观点，政治挂帅就能替代一切......但政治挂帅不能替代经济规律，更不能替代经济手段。7
他把大跃进比作"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称它是空想主义的"头脑发热"--这肯定讽刺了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彭德怀抨击十五年超过英国工业产量的想法，斥责中国的经济"大错特错"。他批评党控制军队，呼吁建立一支拥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职业军队。由此，他主张与苏联保持更密切的关系以便获得新式武器的供应，他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观念提出质疑，也激烈批评不断让军人参加政治活动而分散其精力的做法。彭德怀的批评虽然尖锐，但他并未鼓动拉毛泽东下台，只是主张修改他的政策。8
陈云认为这样批评毛泽东会产生反作用；影响他的更有效方式应该是，把他的政策所造成错误的事实和数据摆到他面前，让他自己做决断。这样毛泽东就不会感到受人挑战，也许就会自行终止或缓和大跃进的进程。9
不出所料，彭德怀的批评之激烈震惊了毛泽东，他称之为"大有炸平半个庐山之势"。彭德怀一向以性格急躁著称，因此，如果他不是刚刚同讨厌的赫鲁晓夫会晤过的话，他空前尖锐的批评或许能被容纳。但是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勾结却是不可饶恕的，而且很自然地使他成了一个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要求建设现代化装备的职业军队，这种主张将必然导致更多地依赖苏联的援助，并使中国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军事上去，这就需要重新调整政策重点的主次缓急。毛泽东后来指责赫鲁晓夫参与了"反对兄弟党的幕后分裂活动"，还抨击彭德怀"卖国"、"在外国唆使下散布不和"，这表明，毛泽东对彭德怀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暧昧"关系极其恼火。10彭德怀显然指望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但这两人都不给他撑腰，于是他失败了。
毛泽东对待彭德怀气急败坏，但对其它人则持调和姿态。他主动道歉，承认不恰当地倡导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人都有缺点。就连孔夫子也犯过错，马克思也有错。他认为在他有生之年欧洲会发生革命。我看过列宁的手稿，上面到处有改动。他也犯过错误。"毛泽东是个炉火纯青的策略家，他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自责对经济灾难负有责任："我自己专注搞革命，对搞建设不在行，我不懂工业规划。所以不要写我领导有方，因为我还从来没有管理过这些事情。但是，同志们，我应该对1958年和1959年负主要责任。要骂就骂我吧。"11他言下之意是，他的错误是指导有误；其它人的责任是跟他犯更多错误。然后，毛泽东话锋一转，声称中共是集体领导，责任必须分摊。12
毛泽东坚持，挫折是暂时的--"十年后再回头看一看，我们是对还是错".13他用一种不可抗拒的气势警告说，要是他得不到支持，他就到农村去，再发动一支农民武装推翻政府。"但是，我想你们是会跟我走的。"事情到了这一步，政治局委员都表示拥护他，毛泽东胜利地结束了庐山会议。1959年9月17日，彭德怀元帅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并由林彪接替。14毛泽东宣布大跃进的高速步伐跨完了，"不再允许搞浮夸风"。他至少暂时默认了温和政策。
2.紧缩和松绑
庐山会议后的三年中，出现了农业歉收、气候恶劣、工农业减产和苏联撤走专家等不幸事件，这种情形使中国不得不采取了巩固和务实的方针。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失调。1961年春，刘少奇考察了湖南。虽然毕生的斗争经验已经使他性格变得非常坚强，但他还是被人民的赤贫状态深深打动了。到处是疲倦、辛酸和冷漠的景象。刘少奇私下评论说："这些问题不是由天灾害引起的。它们是人为造成的。"意思是毛泽东造成的。
务实派领导人于是决定开展一项支持农业的紧急计划，并执行一项松绑政策以调动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1月通过了"三自一包"的国内方针，以求消除毛泽东"三面红旗"运动的后果。"三自"包括允许农民耕种自留地、自办私人小作坊、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一包"是农民承包政府规定的农业生产指标，要求保证完成。在对外事务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三和一少"政策："三和"是指缓和与"帝国主义、反革命和修正主义"的冲突，"一少"是指减少对国外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15
毛泽东警觉到可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新官僚阶级抬头和与苏联修正主义妥协的前景。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他毕生所做的动员群众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党将会失去群众基础，国家将再次沦落到要依赖苏联。
毛泽东对党员干部不愿进行继续革命的倾向感到忧虑。他觉察到他们中存在着追求安逸、寻求物质刺激和工资待遇的倾向，这无疑将导致党越来越官僚化，并促使个人主义抬头--与之相应，革命热情将会丧失，一个类似于苏共"官僚集团"的新官僚阶级将会产生。这些官僚将努力维护现状，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损害集体经济，培养出脱离群众的精英主义。毛泽东发觉这些倾向极其可怕。中国绝对不能仿效苏联模式，赫鲁晓夫的那套使政府"自由化"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思想极其有害，它们的影响必须予以消除。16
毛泽东同样担忧，年轻人中缺乏革命鞭策，教育制度不健全。文艺界中也存在危险的讯号：党员知识分子不创造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许多人似乎退回到了旧的文化传统。1962年11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山东发起了"孔子讨论会"，纪念这位哲人逝世2,440周年。在毛泽东派看来，这次活动是处心积虑地宣扬旧的"仁心"仁政观念，破坏"毛泽东加强政治斗争的成果"。17
为了扭转这些状况，毛泽东在1962年9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搞阶级斗争。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向群众学习。他们受鼓励去创造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真实面貌的作品。但许多人觉得"下放"运动是一场痛苦的折磨而非值得怀念的经历。1964年，在毛泽东夫人江青的主持下，一些新的革命文艺形式出现了--比如，戏剧《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但是，对这种新动向出现抗拒。北京市市长彭真公开表示爱好京剧，并赞助一些舞台作品，与江青的革命样板戏唱对台。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所成效，因为执行这场运动的党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不回应他的指导。毛泽东逐渐认定，问题不出在他的政策，而是出在党内的高级领导人身上，他们狡猾地拖延、阻挠、歪曲、冲淡政策的实施。毛泽东坚持认为，大跃进以后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党的路线错误，再加上1959-1961年的农业歉收和1960年夏苏联撤走技术援助。18
权威问题也变得很敏感。毛泽东有一个根本的信念："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有一个拥有绝对决策权的最高中心权威--"中央"，而刘少奇一派人的行为则对这个信念提出了挑战。六十年代中，毛泽东无疑是这种中央权威的生动体现。19但是，如果党敢于违背他的意志，如果刘少奇执行另一套方针的话，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肯定要遭到削弱。
说到底，毛泽东感到，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正在暗中破坏他毕生建立起来的权威、他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他的领导风格。中共越来越远离他，远离群众，而且不愿开展斗争去反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倾向"，农民"搞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和滑向苏联修正主义的势头。毛泽东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中共和刘少奇能在他死后执行革命任务。他决心给予他们一场彻底的震撼，改变权力结构，促使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转变"。20
3.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据当时与毛泽东很接近的林彪称，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最早预见到了刘少奇及其一小撮人反革命阴谋的危险"，他想夺回党的"一线"控制权，但没有成功。21到1964年年中，毛泽东已经非常怀疑刘少奇是否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他认为刘少奇会背叛他，就像赫鲁晓夫背弃斯大林一样。22由于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刘少奇建议修复中苏同盟。这时，毛泽东在1965年1月25日一次党的会议上决定，必须剥夺刘少奇的接班人资格及彻底打破党的组织，以便随后对中共进行改组。23
毛泽东想重新确立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革命路线和工作作风，激励年轻人，动员群众；他想同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和旧思想作斗争--他要通过一场直接的清洗来达到目标。对健康的考虑也许加剧了他的紧迫感。1964年，他已年届71岁，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并可能在该年秋天得了一次中风。他对斯诺说"他很快就要去见马克思了"，1965年8月，马尔罗注意到他身边站着一名护士。毛泽东很有可能感到，他能用来纠正所看到问题的时间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是由上海《解放军报》总编辑姚文元打响的。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吴晗。吴晗曾当过大学教授，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24吴晗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海瑞骂皇帝"，用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是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撤职前不久。海瑞是十六世纪中叶的一位明朝官员，据说曾这样责骂过皇帝："天下的人不满意你已经很久了，内外臣工都知道。一意玄修，只想长生不老，你的心迷惑了；过于苛断，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25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历史剧，题为《海瑞罢官》，刊登在1961年1月的《北京文艺》上。在这个新编剧中，海瑞被描写成一个忠臣，他上书要将被富裕地主抢占的土地还给农民，遭到皇帝的厌恶，由此丢掉了巡抚官职。后来毛泽东一派的人认为，作者是用皇帝来影射毛泽东，用被罢官的海瑞来代表彭德怀。正如毛泽东后来在1967年12月21日说的那样："彭德怀就是'海瑞'"。26
北京市政府的另外两个人批评领袖人物时更尖锐。他们是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委理论杂志《前线》总编、曾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1954-1959年)的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从1961年10月10日到1964年7月期间，吴晗、邓拓和廖沫沙三个人用"吴南星"27作笔名，在《前线》杂志上联合发表了67篇文章，又被毛泽东一派认为用含沙射影或借古喻今的方式批评伟大领袖毛泽东。邓拓特别敢说话，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之间，他在《北晚报》上发表了置53篇文章，总标题为"燕子夜话"。发表在1961年6月15日的一篇"夜话"，用讥讽的语调把大跃进比作是建造空中楼阁。另一篇刊登在1962年7月25日《前线》上的文章"专治'健忘症'"中有以下这些话：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所患的病症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得了这种病的人......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另一个症状是他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疯子。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28
这类用含沙射影或借古喻今的方式批评毛泽东及其政策上的讽刺文章频频出现，表明这是由高层人物指导的协调动作。由于这三个合作者均为北京市政府的成员，毛泽东一派认为，他们背后的人显然是北京市市长彭真或党内职务更高的某些人。毛泽东准备发起反击，但北京市长将北京控制得密不透风，以至毛泽东觉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291965年夏天，他悄然出京，前往上海，九月份在那里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部门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号召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作好了准备。在毛泽东及其夫人的授意下，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以批判"海瑞罢官"剧本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吴晗被批判为鼓吹"人道主义"，缺乏"阶级观念"，因为他坚持说统治阶级中的官员海瑞能够理解并帮助另一个阶级，也即农民阶级。其它针对吴晗、邓拓和廖沫沙的批判也接踵而至，这三个人被冠以"黑帮"称号。他们的罪名是伪造历史人物来讽刺伟大领袖，鼓惑人民学习旧的封建道德，混淆阶级斗争，鼓吹复辟土地和经济私有制度。
毛泽东选择吴晗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也是与邓拓和廖沫沙为伍的重要知识分子，对他进行声讨必然会牵出另外那两个人，或许还能牵出市长彭真。如果能证明彭真是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成员的话，彭真的保护人刘少奇也就逃脱不了关系。由于他们对毛泽东经济措施和"个人崇拜"做法的批评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很相像，他们就能被斥责为修正主义者。这样，一场文学和文化的革命就扩大成一场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残酷的权力斗争。
4.全面清洗
吴晗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在1965年12月30日做了检讨，承认在剧本中没有运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派的人仍不满意，坚持要查明"真相"。刘少奇显然不知道这场批判运动的深浅，也相信自己能控制党的机构运转，他在1966年3月26日离开北京，按预定计划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进行国是访问。就在他离京这一天，身为副总理和政治局第八号人物的北京市长彭真销声匿迹了。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军队支持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明确宣言。在刘少奇出访期间，毛泽东派的人围攻中共北京市委，要求黑帮认罪。5月初，毛泽东在上海的代言人姚文元控告说，刘少奇一派人企图用彭真来取代周恩来，并想要牺牲林彪来为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及其修正主义路线平反。5月16日，由毛泽东的私人秘书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刊登一篇文章，其中质问说"谁在包庇邓拓及其一伙？"6月1日，毛泽东派的势力接管了《人民日报》，该报随后便姗姗来迟地加入了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健康看上去有了好转：1966年7月，他畅游长江以显示他的活力，并鼓励年轻人与他一道"乘风破浪"，体验革命经验。30毛泽东证明自己在体力上有能力指挥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依靠军队来冲击党，这使林彪的权力和威信迅速上升。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此时林彪及其军队已确保了北京无虞，林彪成了铁腕人物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顶梁柱。8月1日，毛泽东提名林彪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也即权力阶梯中的第二号人物，而刘少奇则跌落到第八号。毛泽东和林彪肩并肩检阅了正在成立的"红卫兵"，毛泽东亲切地称林彪为他"最亲密的战友"。8月5日，毛泽东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七项重要决定。这次会议将"党内当权派"和"走资派"定为打倒对象。它号召建立"红卫兵"，作为推广运动的"战斗队"，使革命从北京扩大到各省--绕开由刘少奇控制的党组织和共青团。它号召建立各级长久性的"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运用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阶级斗争和矛盾论的思想。1966年11月22日，成立了一个十七人的中央文革小组，由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红旗》杂志总编)担任主任，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这个委员会与林彪控制的军队和周恩来控制的国务院一起，成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三头马车。林彪的权力尤其大，在文化大革命后半期，他似乎接管了搞清洗的大权。
年轻的红卫兵把自己看成是"革命接班人"和"革命造反派"，献身于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他们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决心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修正主义倾向。他们写大字报，没收私人财产，招摇过市，改换街名，批斗衣着打扮时髦的人，羞辱外国外交官。到1967年春，红卫兵的胡闹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31
红卫兵批判刘少奇是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强迫他和夫人接受公开批斗。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他的住处周围游行，要求将他撤职。1968年11月，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刘少奇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其它一些重要官员也受到冲击，遭受羞辱，被撤销职务，接受改造。他们中有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红军的创始人朱德、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以及几百个党政领导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周恩来自始至终扮演了一个卓越的"冲突调解人"的角色。他支持毛泽东，与林彪的军方和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过得去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努力发挥缓冲力量，以图将混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多次公开反对红卫兵的过激行动。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调解，在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成立了由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班子--这样就在各种不同派别中间达成了某种调和，不然的话，它们将会自行其是，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周恩来还保护了一些受红卫兵冲击的官员和将军。1968年冬春之际，他保护了指导先进武器研究的国防科工委主任聂荣臻，使其免受好战派分子干扰原子弹研究和武器计划的威胁。总之，周恩来孜孜不倦地使文化大革命得到约束。
然而，军队的帮助不可或缺。1967年1月，毛泽东指示军方干预恢复秩序。回顾历史，这是个意义重大的决定，因为它给了林彪和解放军一个大好时机，得以填补各级党组织瘫痪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并得以将势力渗透到工矿企业和其它机构。军队史无前例地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红卫兵造成的剧烈混乱或许震惊了最初鼓动他们起来的人。1968年7月，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北京各大红卫兵团体的五个学生领袖，批评他们"持极左倾向，搞派性，疯狂地自相惨杀"。他含着眼泪说他们让他伤心。
与此同时，召开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也密锣紧鼓地进行着。第九届党代会最后于1969年4月开幕。这次会议一致推选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新的党章重申毛泽东思想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导，并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央委员会扩大为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军队首长和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
5.文化大革命回顾
毛泽东派的人欢呼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因为它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权威及其思想体系的绝对地位，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中国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它是一场有计划的动荡，从一开始就由毛泽东领导部署。它被看成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整风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必须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以确保党的纯洁和党的路线的正确。32毛泽东在1967年告诫说，今后将要开展"一次、两次、三次或四次文化大革命"。
显然，文化大革命使林彪和军队得益，但在持久的动乱时期里，毛泽东的妻子也令人瞩目地上升到了国家的领导层上。六十年代初，在毛泽东的赞许下，江青对文艺改革产生了极大兴趣，她推出了八部"样板戏"。随后她接管了新闻媒体，为争取控制全国的文化和人民的思想做准备。为她写传记的美国作家这样评价道："她感到，她需要这样来控制公众的意识，包括群众的承认，以便为她建立个人权力和权威打下基础。"33毫无疑问，她在背后推动了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1965年，她陪同毛泽东去了上海，共同指示姚文元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一年后，她被推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位置上。她火箭式的上升当然是靠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在清洗他的高级同僚时，无意识地，也可能是故意地，为她和她的追随者建立权力基础铺平了道路，而她则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当她被问及文化大革命是否牵涉到接班斗争、是不是一场内部权力争斗时，她很爽快地承认说："这样说有些道理"。34有人可能会说，无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其它什么样的动机，他肯定为把他的夫人推向政治前台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她有了最终争取接班的条件。
回顾地看，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十年的动荡和内部争斗，把国家推到了一片混乱和崩溃的边缘。党组织遭受了沉重的破坏，许多党的领导人或被清洗，或被撤职。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教育系统的瘫痪致使国家损失了整整一代训练有素的人材。实际上，不仅是年轻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还有许多中老年的学者和科学家也被送往农村干活，失去了好多年做研究和教学的时光。这个损失影响了三代人。非常讽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竟然是反文化、反知识和反科学的，因为知识被看作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的根源。无数官员和百姓被错误地斥责为摘反革命活动，被逼得自杀或遭囚禁。然而，对那些一心要革命的人来说，为了确保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永不变色，无论代价多高、牺牲多大都在所不惜。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性评价(参见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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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Gene t. Hsiao,"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 '"Asian Survey, VII:6:392 (June 1967).
2 同上注，395。
3 James Pinckney Harrison，The Long March to Power (New York，1972)，477．
4 Kang Chao，"Economic Aftermath of the Great Leap in Communist China,"Asian Survey，IV：5：851-58(May 1964)．
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 Economic Assessment，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D．C．，1972)，5．(以下称作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Report．)
6 Henry G．Schwartz，"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Orbis (Fall 1966)，813-14．
7 Stanley Karnow, Mao and China：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New．York，1972)，117-19．
8 关于庐山会议冲突的描述，参见David A．Charles，"The Dismissal of Marshal P'eng Teh-huai，"The China Quarterly (Oct．-Dec．1961)．8：63-76；Robert S．Elegant，"Mt．Lu Meeting Paved Way for Turbulence in China."Los Angeles Times, Dec，17，1967；Karnow，ch．6，"The Marshal vs．Mao．"
9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Report ,55．
10 Karnow,116．
11 同上注，121。
12 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1971)，395，400．
13 Kamow,119．
14 彭德怀的助手、总参谋长黄克诚也被解职，接替他的是以前负责警卫工作的罗瑞卿。
15 根据1964年下半年周恩来在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solomon，419。
16 毛泽东在1967年对马尔罗(Andre Maireaux)说的话，引自Daubier，11。
17 Solomon，449．
18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Report，21，54．
19 Benjamin Schwartz，"Thoughts of Mao Tse-tung,"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8，1973，29．
20 Stuart R．Schram，"Introduction：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Stuart R．Schram(cd．)，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Cambridge，Eng．，1973)，85．
21 Harrison，492；Solomon，453．
22 Solomon , 459.
23 Edgar Snow，"Mao Tse-tung and the Cost 0f Living：Aftermat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New Republic，April 10，197 1，19．
24 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民盟成员。
25 Chün-tu Hsiieh，"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Leadership Crisis in Communist China,"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LXXXII：2：173(June 1967)．
26 Solomon，479．
27"吴"代表吴晗；"南"代表邓拓的笔名"南\xDF\x97"；"星"代表廖沫沙的笔名"繁星"。
28 引自Chün-tu Hstiieh，175．
29 这是毛泽东的原话，引自Gene T．Hsiao，397．
30 Solomon，464，476．
31 William W. Whitson．The Chinese High Command：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1927-71(New York，1973)，392．
32 Solomon，476。
33 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1977)，380．
34 同上注，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