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对外关系与宫廷政治 186l-1880年
1.对外事务
自强运动期间，中国仍然得到外国提供的建议和鼓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不断敦促中国"进步"。由于他们不断的要求，总理衙门于是在1866年派遣一个试探性的外交使团往欧洲。
1.1斌椿使团，1866年 1865年，赫德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折子。在这份折子中，他强调铁路、轮船、电报、采矿和实行西方外交的好处。最后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在国外建立使馆，将使北京绕过蛮横的驻华外国使节，直接与外国政府交涉。赫德写道："我认为，派遇驻外使节一事至关重要，其本身就是进步。我觉得它是中国保持自由和独立的最无可反对的方式。同时，我也认为，它将构成使中国与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并使中国义无返顾地从事改进事业。"1 一年以后(1866年)，威妥玛也向恭亲王递交了一份题为《新议略论》的折子，同样强调中国需要铁路、电报、采矿、轮船、新式学校、西式军队训练和派外交代表驻国外。他警告中国不要回顾过去以寻求指导，而要展望未来以寻求启示。总而言之，赫德和威妥玛的要点，是要中国采用西方的方法和产品来求得进步。
他们的敦促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总理衙门在1866年决定派遣一个非正式的试探性外交使团往欧洲，并由正在休假的赫德做向导。这个使团由时年63岁的斌椿带队，他曾当过知府，当时是赫德的中文秘书。朝廷授予他临时三品官衔，以抬高使团的身价，随行的还有几位同文馆的学生。恭亲王明确表示，这不是正式的外交使团，而只是一支非正式的到西方收集资料的公费观光团。这个使团访问了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使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体面的欢迎。回国后，成员把这次出使记满了三本日记，详细叙述了他们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不幸的是，他们的观察主要局限于西方的社会风俗、高楼、气灯、电梯和机器等新奇事物，英国的议会和其它政治体制只是一笔带过。
1.2蒲安臣使团与修约，1868-1870年 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政府执行"合作政策"(Cooperation Policy)时，在条约口岸特别是上海的外国商人和中国通(Old China Hands)，一直叫嚷实行一项更具侵略性的政策；而且鼓动要将中国全国向西方商业开放，并采用铁路、电报、采矿和众多其它的近代企业来促进"进步"。他们的声明，加上赫德和威妥马的折子，使总理衙门担心，英国可能在即将到来的修约时间，对中国提出更多的新要求--与英国签定的《天津条约》第二十七款规定十年之后(即1868年)修约。为了应付这个倒霉的时刻，总理衙门焦急地询问外省督抚--这些人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变得非常强大，征求他们对如下这些可能出现争端的问题的看法：铺设铁路和电报、开采矿产、传教士的活动、内陆航运和中国向外国遣使等。
曾国藩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时任驻南京的两江总督。他建议，中国应委婉及坚决地拒绝外国在铁路、电报、内河航运、中国水域内运盐，及开设货栈的所有要求，因为这些活动将严重危及中国的民生。另一方面，矿业却是一项大可获利的事业，在其运作初期，中国可以采用外国的器具。他明确认为，当具备合适人选和资金时，中国应该向外遣使；但他对传教活动并不关心，而且相信传教只会是有时成功或有时失败--视资金而定，而当时处于低潮--这样教士的存在可说是既无好处也无害处。曾国藩的观点很好地代表了那些比较负责及进步的官员的看法。
实际上总理衙门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英国政府并不赞赏中国通在中国推动仓促而又不合时宜的"进步"的做法。1867年8月17日，外交大臣斯丹立勋爵(Lord Stanley)通知在北京的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ford Alcock)：
我们决不要期望中国的政府或是民众，马上会用我们同样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经过许多年所获得的经验，而且我们一定要引导而不是强迫中国采用一套优越的制度。我们必须安心等待那套制度的逐渐形成。我们必须有耐心等待在1868年修约中获得新的成果.2
英国政府赞成在中国执行"安全方针"(safe course)，以巩固已经取得的地位，并且运用道德的影响、节制和耐心去获取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由于总理衙门在伦敦没有外交代表，所以对英国的政策一无所知。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好的情报可资参考的时候，他们可按照常识，运用"以夷制夷"的老原则。恭亲王和文祥从离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那里得到暗示，他将很乐意像一名中国使节那样调停中国与外国列强的争执，因此恭亲王和文祥邀请他加入一个到西方的巡回外交使团，3 以劝说欧美各国政府不要强行推动中国的西化步伐。蒲安臣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天才演说家，他宣告："当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世界最古老的国家，第一次寻求与西方建立关系时，它要求世界最年轻国家的代表，来担任这种转变的中介，这项使命是义不容辞的。"4
蒲安臣和随行的一位满族副使及一位汉族副使，5 带领使团于1868年5月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致以热烈欢迎，称蒲安臣为"我们的客人，最年轻政府的儿子，最古老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辞中宣告：中国欢迎"西方文明之光辉旗帜"，"这一天，这一刻已经来临。"在纽约，蒲安臣同样夸大其词的宣告，中国将邀请传教士"到它广袤山河的每一处，树起闪亮的十字架"。蒲安臣的雄辩和魅力征服了美国人，可能还有他本人；在与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作了一次殷勤万状的会晤后，他于1868年7月28日与国务卿西华德(Seward)签署了一项条约--这是他自作主张的行动，事先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美国在条约中承诺，将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不干涉政策，条约还规定了中国派遣领事和劳工到美国，两国人民拥有在彼此国家内居住、宗教信仰、旅游和入学的权利。尽管没有事先磋商，北京还是非常感激地承认了这个条约。
使团又来到了伦敦，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待。接替斯丹立的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勋爵重新强调，英国将不强迫中国"发展过快，而要使它的发展安全稳妥、适当符合其臣民的情感"，并将反对任何欧洲国家强迫中国采用新体制的政策。6 在柏林，蒲安臣促使俾斯麦公爵(Prince Bismarck)声明，"北德联邦"将以北京认为最符合其利益的方式与中国交往。在圣彼得堡，蒲安臣在觐见沙皇后染上了肺炎，于1869年2月23日死去。此后，使团由两位副使带领，访问了布鲁塞尔和罗马，1870年10月返回中国。
就其直接目标而言，蒲安臣使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使西方列强承诺，在即将到来的修约中采取节制和温和的政策。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助长了中国的保守主义，因为在这个使团上花费了16万银两的满洲官员开始认为，洋人毕竟是可以花钱来应付的。他们变得更加自满，对外来刺激也更加麻木。这个使团不期而然地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阻遏作用。
实际的修约谈判是在没有炮舰威胁条件下对等地进行的，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谈判达成了1869年阿礼国协议，即允许中国在香港建立一个领事馆；增加鸦片进口税，从每担30两提高到50两；增加生丝出口税，从每担10两提高到20两；限制最惠国待遇：那就是说如果中国有条件的赋予另国某种利益，假如英国亦希沾同样的利益，那么它必须接受同样的条件。这些条款遭到英国商人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中国驻香港领事，这名领事被认为是一个收税官和间谍。英国政府受到强大压力，拒绝批准阿礼国协议。总理衙门感觉到对外国善意的信任遭到背叛，而保守派和排外派迫不及待地指出，夷人只会掠夺而决不会给予，一旦商谈的条约稍微不利，他们就否认。这样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时，排外主义的浪潮又卷土重来。
1.3天津教案，1870年 就在蒲安臣邀请传教士到中国广袤山河，树起闪亮十字架的时候，中国国内爆发了一场反洋教运动。作为一种异端信仰的基督教与儒家是相对立的，其男女混聚的惯例与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互相冲突，这就引起了有关洋教淫乱和堕落的谣言。传教士庇护中国皈依者免受地方司法制裁，建造教堂时无视长期以来倍受尊重的风水观念，这些都不断刺激了中国人的情感。7反洋教的小册子层出不穷，广为流传的一本题为《辟邪记实》，是一位自称"天下第一伤心人"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写成的。8士绅挑动的反传教士活动是屡见不鲜的，这招致外国驻华代表的立即报复。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自负地称："一旦提出要求，任何退却都可能严重损害我们在东方行事所依赖的信誉和影响。"91868年8月，当扬州一群暴民抢劫并放火焚烧由中国内陆会教士戴德生(j．Hudson)新建立的传教站时，阿礼国派遣了领事麦华陀(W．H．Medhurst)率四艘舰艇到南京，压迫总督曾国藩撤掉扬州官员并给予赔偿。炮舰政策和侮辱性惩罚立竿见影，但是不可避免地激怒了公众的感情，激发了排外情绪。就连伦敦也认为，阿礼国和麦华陀的行动与英国的政策相违背。10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引发这场大规模反洋教动乱的导火线。天津成为爆发的地点不是巧合，因为，在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它曾两度被外国军队占领。即使在议和之后，英法继续在那里驻扎了五千到六千军队，确保中国履行条约义务。尽管法国军队在1861年11月、英国在1862年5月撤离了天津，英法的部分武装力量在1865年前一直驻扎在大沽。外国军队的存在总是一个刺激的原因，而1860年法国占领了在天津的皇庄，11 并将其变为领事馆：令形势火上浇油。1869年，法国人在一座毁坏的佛教寺庙上，建立起全胜圣母教堂，在内办有一座育婴堂。因为几乎没有中国人愿意把孤儿送到外国机构里，修女们就为每个入堂孩童提供了一份酬金，因此鼓励了被称为"儿童贩子"的流氓绑架孩童。高死亡率以及酬金的提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猜疑。谣言传播开来：在深宅大院内，洋人对小孩施以魔法，伤害他们的身体，挖取他们的心脏和眼睛来制药。一场排外动乱在酝酿之中。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调查了育婴堂，并没有发现荒谬控诉的真凭实据，但是民众的情绪继续高涨。粗暴的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Fontanier)和一等秘书西蒙（M．Simon)，佩带着枪支前来为修女寻求公道。当见到当地知县正尽力驱散群情激愤的民众时，丰大业非常恼怒，便开枪射击，枪没有击中知县，但是打死了知县的仆人。民众沸腾，无法控制，并且杀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烧毁了教堂和育婴堂。十个修女、两个教士和两个法国官员丧命；三个俄国商人被误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遭毁坏。外国炮艇很快开到天津，来自七个国家的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赔偿和惩罚凶徒。朝廷任命最受尊重的大臣、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来调查这一事件。这位60岁的政治家正在保定病休，他怀疑自己是否有精力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在天津，他发现局势比他预料的更为棘手。法国代办罗淑亚(Julien de Rochechouart)要求处死陈国瑞将军及天津知府和知县，而保守的中国官僚和文人叫嚷着反对任何退让和安抚。曾国藩知道要避免与法国决裂，就必须在调查中不偏不倚，但是这样做将招致顽固保守派的攻击。总而言之，他得在正直和丧失声望之间作出选择。
曾国藩的品格和勇气又一次展现出来了，他没有一心求稳地去迎合公众的情感，也不忧他的政治前途；他公正地建议，朝廷应该澄清事件的真相，并且先对英国、美国和俄国作出赔偿，使它们不与法国搅在一起。随后，他亲自视察了育婴堂，从150名孩童那里获得了第一手实情，知道他们不是被拐诱来的，而是他们家庭自愿送来的。曾国藩要求朝廷发布一项声明，否认有关伤残孩童身体、挖取心脏的任何谣言，以恢复修女的名誉。为了结这一事件，曾国藩建议对涉及暴乱的人施以重罚：将道台、天津知府和知县撤职；处死15名主要的挑动者，流放21人。假如这些安排还不能使法国满意，曾国藩上奏道，可以施以更加严重的处罚。
保守派立即将曾国藩斥为叛徒，大学士倭仁嘲笑在惩凶问题上与法国讨价还价的主意，他尖锐地争辩道，自朝廷建立以来，还没有惩罚无犯罪证据的人的案例。朝廷也发觉曾国藩的建议有些难以接受。在这个关头，湖广总督李鸿章呈送了一份采取折中立场的奏折；他建议，法国作为文明的基督教国家可能对过分严惩中国官员没有兴趣，处死8人、流放20人就足够了。朝廷把李鸿章调到天津来接管这一调查，曾国藩被派往南京担任总督。他受到了挫折，十分痛苦，陷入了深深的忧伤与苦恼之中。当他给朋友写信时，他经常在信中题写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李鸿章很快和法国解决了这一案件，同意为死者和财产损失赔偿40万两白银，派遣道歉使团，流放天津知府和知县，判18人死刑、25人到边疆服苦役。道歉使团由崇厚率领，到达法国后发现法国专心与普鲁士作战，无法接待它。在经纽约回国的途中，崇厚又被召回了法国。1871年11月23曰，临时总统梯也尔(M．Thiers)在凡尔赛接见了他。梯也尔宣布，法国对处死中国的滋事者不感兴趣，但是关心持久的和平与秩序。梯也尔接受了中国皇帝的道歉信，这个事件就正式了结了。12
1.4觐见问题，1873年 尽管外国外交官自l861年起就在北京居住，但他们觐见皇帝的请求一再被拒绝。恭亲王以摄政王的身分接见他们，并且向他们解释，在皇帝幼年时期参见他是不明智的，而由于不同的社会习俗，与两位皇太后相见也将引起极大的不便。中国推迟接见的真正原因，是这些外国外交人员声称，按照1858年《天津条约》他们免于行叩头之礼，这项条约明确规定使节不得被要求来行使贬低其荣誉和尊严的礼节。外国公使自己也不断地宣称，在未来的任何觐见中，他们都不会行叩头之礼。
总理衙门的策略推迟了觐见，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年幼皇帝将要长大。在1867年的修约谈判中，总理衙门就这个问题向主要的地方政要征求意见。湖广总督李鸿章宣称，外国使节应被允许行在其本国统治者面前同样的礼仪。两江总督曾国藩声明，应像康熙皇帝(1662-1722)以对等敌国而不是以附属国的方式对待俄国一样，朝廷也应该把外国公使当作来自对等敌国的使节对待，允其免行中国之礼。另一方面，许多保守的官员争辩道，中国不应只为了适应外国人的便利而改变其体制和惯例。
1872年，皇帝已届成年并成婚，但是没有邀请外国外交人员参加这个庆典，因此也就避免了礼制问题。次年2月，皇帝开始亲政。外国代表重提觐见要求，总理衙门看到无法再延迟这个问题了，遂就适当的礼仪问题和外交人员展开了长期的讨论，最后，他们同意外国代表在觐见时以鞠躬代替叩头。其时，日本外相副岛种臣抵达中国来交换1871年条约的批准书(参见下一章)，他坚持说，由于他的大使身分，所以有权先于身为公使级别的西方使节受到接见。这显然是想让别人明白，日本深谙西方的外交惯例，并借此申明日本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
1873年6月29日是个星期天，外国外交官被要求于上午五时半集合，但是直到九点他们才在紫光阁受到同治帝的接见。日本外相首先受到接见，随后按照资历深浅分别是俄国公使倭良嘎哩(Vlangaly)、美国公使镂斐迪(Low)、英国公使威妥玛、法国公使热福哩(de Gcofroy)、荷兰公使费果逊(Ferguson)、德国翻译壁斯玛(Bismarck)。他们把国书放在皇帝面前的桌子上，皇帝通过恭亲王对各位公使代表的国家表达了友善之情。西方外交官期待十二年之久的觐见，仅得半个小时便要收场。13这次觐见有负众望，外国代表后来发现，他们受接见的紫光阁就是用来召见贡使的场所，这令他们更加兴味索然。14
1.5马嘉理案，1875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关税之战造成欧洲大萧条，连带对中国的贸易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在1872年后持续衰退。汇丰银行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亏损，并宣称1875年和1874年无红利可分。为了贸易方面有光明的前景，英国策划了一个方案，就是修建一条从缅甸到云南的铁路和贸易路线，以打开中国的后门，深入中国内陆。
1874年，迪斯累里(Disraeli)政府的印度部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命令印度政府承担考察建议路线的任务，并请求外交部指示驻北京公使征得中国政府批准，让一支从缅甸来的探险队在那里进入中国。
威妥玛怀疑这样一条线路能否用于贸易，令他吃惊的是，他发觉中国政府不仅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而且同意让28岁的英国副领事马嘉理(Augustus Magary)沿长江上溯迎接探险队。尽管马嘉理知道中国和缅甸的边境地区有匪盗出没，并且对外国人持有敌意，但他不愿中国地方官员的警告，冒险来到边境地区的八莫(Bhamo)，等候由上校布郎(Horate A．Browne)率领的探险队从缅甸前来。1875年2月21日，马嘉理在那里遭到伏击被杀。
国际法规定，当一位外国人由于自冒风险而身陷险境时，东道国没有保证其安全的责任。然而，英国政府坚持要中国政府对谋杀负责，并且指示威妥玛索取赔偿。野心勃勃的威妥玛利用这个时机，要求调查谋杀事件，抚恤死者家属，另派探险队，审判事发地所在辖区的云贵总督；他还提出了许多额外的议题，如未来的觐见程序、过境税、对待外国外交人员的礼遇、派遣道歉使团到英国。北京很快同意调查并作出赔偿，但是不赞成其它不相关的问题。威妥玛急不可耐地将使团撤到上海，威胁着要断绝外交关系。为了避免决裂，1875年8月29日，朝廷派遣郭嵩焘率领道歉使团前赴英国，并且派朝廷信任的外国雇员赫德到上海去劝说威妥玛重启协商。赫德技巧地暗示：假如不在中国重启谈判，郭嵩焘可能在伦敦开展外交行动，在那里解决争端将使威妥马无法邀功请赏。威妥玛同意与李鸿章在避暑胜地烟台会晤。1876年9月13曰，双方缔结了《烟台条约》，解决了马嘉理事件。《烟台条约》的第一部分规定，向英国派遣道歉使团，赔偿死者家庭白银20万两。第二部分规定应制定中国政府与外国使节之间的礼仪条文。第三部分规定开放四个新的港口，并划定条约口岸的免收厘金区域。然而由于来自如下方面的反对：(1)美国、德国、法国和俄国批评英国的单方面行动，(2)叫嚷着完全废除厘金的英国商人团体，(3)反对增加鸦片税的印度政府，这个条约直到1885年才获得英国的批准。
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后果是中国派遣了道歉使团，该使团成为中国在国外的第一个常驻使团。使团的带领人郭蒿焘是李鸿章的朋友，时年60岁，思想进步。在赴英国之前，他被授予兵部侍郎衔。1877年2月8日，他把清帝的道歉信呈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之后，他在伦敦建立起第一个中国公使馆。在随后的两年，另外一些使馆也在巴黎、柏林、西班牙、华盛顿、东京和圣彼得堡建立起来。到1880年，中国才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大家庭。
中国在响应西方外交代表惯例方面的迟缓，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原因：在体制上，它从来没有向国外派遣过长驻性使馆，而只派遣过一些特别使团，其使命要么是在强盛和繁荣的时候扩展天子的威望，把边陲国家纳入贡赋体制，要么是在孱弱和混乱的时候向蛮夷乞和或与之结盟。在心理上，大多数满清官员把外交事务当作卑躬屈膝的事，把出洋任职视为流放，避而远之；敏锐精明的官场人士竭力规避与洋人联系到一起。蒲安臣的两个助手回国后遭遇不佳：一位被派到中国西部担任小吏，另一位在蒙古边疆了却余生，好像他们被那趟出洋所玷污。
御史、翰林和保守的士绅官僚的老生常谈是：向来是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他们提倡保守主义来反对现代化，谴责对外交往有失体统。保守主义的氛围是如此强大，致使反对创新的惰性也异常巨大，也使中国花费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得以克服这种障碍，赞同并实行西方外交代表制度。
2.慈禧太后及其政治
从1861年至1908年，慈禧太后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权倾一时。她争强好胜，行事果断，也不乏天生智慧，但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见识有限，对近代世界的本质一无所知。从根本上讲，她是个狭隘、自私的女人，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理会对王朝和国家的影响。她必须对未能振兴王朝、创新国家负很大责任。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违反朝纲祖规，掌握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权力颠峰稳居这么长的时间。答案可能部分地在于她炉火纯青的权术伎俩。
2.1惩戒恭亲王 正如前一章所述，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出于权宜之计，在辛酉政变及其后时期内彼此合作。慈禧太后利用恭亲王在前台与列强打交道和赢取国内的支持，同时她本人也可以趁机争取时间了解政务。恭亲王当然也需要她来保住强大、显赫的地位。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实际上他希图成为年幼皇帝同治的唯一摄政者--就像在王朝初年顺治皇帝年幼时多尔衮那样--让两位皇太后做做垂帘听政的样子。但是慈禧太后太精明，不让他成为唯一的摄政者。她十分精明地赐予他尊荣高位，但却十分戒备地把国家的最高权力抓在自己手里。恭亲王的美梦破灭了，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其志得意满的背后心怀一些不满。
恭亲王15是道光皇帝(1820年-1850年)的第六子，故咸丰皇帝(1851年-1861年)的弟弟，为人精明机敏，但文化素质不足。1861年政变之后，他遽升为政府首脑，得到两位皇太后的信任--然而转瞬即失--和外国外交使节的支持。他的权力和地位尽管不如王朝初年多尔衮那般居高临下和显赫，但在朝廷内也是罕有其匹。作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他是京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每天有几百名官员和拜访者在官邸外排队等候他的决定和恩宠，不少人要通过贿赂才能接近他。他对其成功洋洋自得，沉湎于权力的享受中，傲慢有余而谨慎不足，就连慈禧太后在会见中都觉得他盛气凌人。朋友劝告他要谨慎、自控和节制，但他毫不在意。迫在眉睫的灾难气氛笼罩着他，1865年，一位翰林编修上疏弹劾他，其时慈禧太后觉得完全有能力管理国家政务，于是决定惩罚他。她把大学士周祖培和吏部、户部、刑部的高官召集到王宫中，要给恭亲王订定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窃取权力、组党结派和专横跋扈等罪名。然而，这些官员不敢卷入在他们看来主要是皇叔嫂之间的家庭纠纷之中，便请求两位皇太后自行决断。慈禧对他们的胆怯行为恼怒异常，亲自起草了一道懿旨--以错别字连篇而著称--解除了恭亲王的所有职位。由于突然失去强力领导，政府的正常运作受到严重损害。\x90\xAA亲王和醇亲王以及其它高官代恭亲王向两位皇太后求情，强调在公众面前保持"家和"的重要性。慈禧认识到惩罚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并且她还需要恭亲王与外国人打交道，于是恢复了他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样，慈禧向恭亲王显示了宽容心怀，保存了那些求情人的"面子"，也展示了绝对的权力。当恭亲王忏悔地来到宫廷感谢她恢复其部分职位之恩典时，她又故做宽大姿态，重新任命他为军机大臣。然而，"议政王"的头衔还是没有授予给他。受到这个教训之后，这位垂头丧气的王爷对政务失去了热情，在行动上变得缩手缩脚了。
1869年，恭亲王遭受了第二次打击。这件事关系到自1861年政变前起就一直是慈禧的亲信太监安德海。安德海曾在第一次惩戒恭亲王后插手不授予其议政王的决定，这是众所周知的。更令恭亲王恼火的是，越来越多见风使舵的官僚摩肩接踵地来到安家谄媚讨好。1869年，复仇的机会来临了。这位太监离开北京为慈禧办理采购任务，16这是与朝廷的规矩相悖的。朝廷规定，太监不能离开京城，否则就要杀头。在途经山东时，被巡抚丁宝桢逮捕，丁向朝廷征求指示。另一位皇太后慈安在与恭亲王掌管的军机处协商后，命令立即将其处死。慈禧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慈禧谴责恭亲王背后操纵此事，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受此挫折，恭亲王就过起深居简出的生活来了。当他的得力助手文祥于1876年去世时，政府也就失去了重要的领导。
慈安太后在1881年去世，据说她是被慈禧毒死的。恭亲王失去了一位支持者，他在政府中的位置更加岌岌可危。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保守派官僚谴责他优柔寡断，另外的四位军机大臣被慈禧不问青红皂白地撤职。经过这第三次打击，恭亲王对政务完全失去了兴趣，逐渐淡出政坛。礼亲王成为名义上的领班军机大臣，而慈禧太后的妹夫醇亲王则在1885年成为海军衙门的大臣。两人均庸碌无能，自此以后，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和有效的指导，政府每况愈下了。
2.2控制王位继承 1872年同治皇帝成年，他挑慈安太后推荐的一位年轻女子做皇后，而没有挑母亲慈禧替他选择的那位。慈禧用尽各种手段，阻挠皇帝去见皇后，相反鼓励他经常到她选中那位妃嫔处去。皇帝对其干涉很恼火，他报之以对皇后和妃嫔一概抵制，而且经常到宫外风月场去寻找慰藉。1873年2月，他开始亲政，由于讨厌母后干政，他突发奇想要重建圆明园--原来的已经于1860年被额尔金勋爵烧毁--作为慈禧归政之后的居住地。但是，1874年9月，由于涉及一位投机的广州商人和一位法国木材商的丑闻事件，建设工程被迫停止。不久之后，年轻的皇帝就疾病缠身，于1875年1月12日驾崩，时年19岁。在患病期间，慈禧太后非但没有帮助他康复，反而极尽其能地促其速亡。
同治皇帝无嗣而亡，尽管此时皇后已怀孕。王位继承问题变得十分微妙，充满密谋。慈禧立即看到了重新摄政的机会，早在同治帝驾崩之前，她就开始谋划了。他鼓动廷臣请求两位皇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她认识到，挑选一位成年亲王继承王位就排除了摄政的必要性；而如果选择一位大行皇帝下一代的年幼亲王，就会使她成为"太皇太后"，即与权力的合法来源--皇帝--隔两代。这两种方案都应该避免。为了保持她的摄政地位，新君必须是大行皇帝同一辈中的年幼者，这样她与皇帝也就只隔一代了。基于这些考虑，她抛弃了大行皇帝的临终选择，17 对恭亲王关于王位继承应拖延到皇后生下小孩的建议也置之不理。1875年1月12日，在27位亲王参加的会议上，慈禧主动宣布了她的选择：外甥载\x9C\x8F（tiān）。此人是她妹妹和醇亲王(奕让)的儿子，年仅4岁，和大行皇帝同辈。皇位在同一代人之间传承，违背王朝的继承法，然而没有人敢挑战她。只有一位莽撞的汉族吏部主事吴可读白缢以示抗议一这种行动被称为"尸谏"。
讽刺的是，新皇帝的年号命名为"光绪"，即"光荣延续"之意。1875年1月15日，两位皇太后"恩准"各位亲王和高官的"谏请"，同意皇帝未成年时仍共同摄政。同时还发布了一道懿旨，大意是皇太后将在皇帝成年时归还政权，而新皇帝以后生的儿子也应过继为大行皇帝的儿子。通过这种伎俩，慈禧保证自己再度摄政，又一次垂帘听政，执掌权柄。但是，她控制不了的一件事情是：孩童皇帝会长大。
1886年，光绪皇帝16岁，宣布了要于下一年亲政的意图。他的父亲醇亲王非常了解慈禧，知道她不愿放弃权力，于是他机智的建议推迟权力过渡。1887年2月7日，皇帝到达了他久已期待的成年，但是亲政时间又被推迟了两年，在这两年内，他要接受皇太后的训政。1889年3月4日，皇太后最终宣布"退居"颐和园，但是没有人怀疑她仍控制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她强迫皇帝按照她的选择与他表妹成婚，以保证她自己能监督并且直接参与政务。她通过亲信太监李莲英牢牢控制着宫廷及通过军机大臣孙毓汶牢牢控制着政府，皇帝只是个摆设而已。
为了使朝廷不受她的操纵，光绪帝和醇亲王重启再建颐和园的工程，希望她在此颐养天年，放弃对国事的把持。兴建资金大约三千万两，来自海军衙门的预算，这是由醇亲王点头同意的。因为造笔资金被挪用，1888年之后就没有再购买新船。因此，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中国海军惨败也就不令人惊奇了。
有人可能会间，一个女人怎么能掌控如此大的权力，官员又为什么不拒绝她的颐指气使。她的得逞可以归结为三个策略：首先，尽管她本人违背朝规祖制，但她强迫所有其它的满洲人严格遵守。她以帝室宗法严厉约束帝室成员，毫不留情地将违反者送到宗人府惩罚。她对他们待之以残酷，施之以恐怖，使他们对其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第二，对汉族官员，她强调儒家君君臣臣和以孝为本的重要性。她的意思很清楚：假如两个儿皇帝对我言听计从，敬我毫厘不爽，那么你们官员更应尊敬我!第三，她充分认识到满洲人的腐化和堕落，便依赖汉族的得力干将，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尽管她也担心他们势力提升、与洋人为伍，及控制新式陆海军与近代企业。为了保护她自己的地位，她以高官厚禄迁就他们，但暗中又纵容保守派攻击他们，以作牵制。慈禧太后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控制了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18然而，她个人的成功对王朝和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灾祸。在她的专横统治下，清王朝未能振兴，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外国帝国主义的绝境。她1908年去世，刚过了三年，清王朝就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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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Robert Hart ,"Notes on Chinese Matters，"in Frederick W．Williams，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New York，1912)，285．
2 Hsu，China's Entrance，167．
3 每年薪水为8,000英镑，外加开支。
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68，I，494．
5 志刚和孙家谷。
6 Hsu, China's Entrance，169．
7 关于传教士问题研究，请参见Paul A．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l870(Cambridge，Mass.，1963)，chs．3-7．
8 John K．Fairbank，"Patterns Behind the Tientsin Massac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0:34:501 (Dec，1957)．
9 同上注，482-483。
10 同上注，488。
11 望海楼。
12 Knight Biggerstaff ,"The Ch'ung Hou Mission to France，1870-1871"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8:3:633-647(Oct．1935)，
13 关于这次觐见的有趣叙述，参见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No．I (1874)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udience granted to Her Majesty's Minister and the
other Foreign Representatives at peking by the Emperor of China．
14 1839-1843年、1845-1848年和1864年来自朝鲜、琉球、老挝、逻罗和安南的贡使还在这裹受到了宴请。参见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262．
15 其名字为奕欣。
16 据某些记载，他的目的地是广西；而另一些记载则称是苏州。
17 戴洙。
18 李方晨，381-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