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讀書的經驗 》(程瑞霖)

  程瑞霖(1900年~1943年),号英霆,城郊程家梨园人。求学于武昌中学,上海中国公学,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专攻经济,获硕士学位。历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

  我生在一個狠閉塞的鄕下地方,讀書生活是六歲開始的。我從六歲起,受私塾教育,直到十六歲纔進中學。我在經,史,子,的中間整整的混了十年。就這對聯詩賦,也練習過不少的日子。我的先生便是我們父親,是一個鄕下地方頗有聲名的秀才。父母教兒子,是要“一鋤頭便掘一個坑”的,我幼年時所受的教育的嚴格也就可想而知。

  我在十三歲時,考進了本縣所立的中學,剛剛住到兩個月。父親來城檢查我的功課,認為太鬆懈了,立刻逼着我把舖蓋捲起,一同囘去。又過了三年,纔讓我去住府立的一個中學。剛到這個中學裏面,教員和監學,校長,都誇讚我的文章,我很有點驕矜自喜,似是數學根柢不行,英文完全沒有學過,這兩個重担子一齊加到頭上來,眞是辛酸辣苦四味俱全。幸亏那時很有要深的心,常常在天未大亮的時候,起來燃洋油燈讀英文習數字。吃了這一種苦,算學英文總勉強跟得上。住了一年半,參加一個極無聊的風潮,被學校開除了,便轉到省裏的一個中學來。在這個事變當中,受了父親的嚴斥婉訓,我下決心好好的讀書了。在轉學後的一年中,成績確是不壞,英文和數學竟一步一步的搶到所有同班的同學的前面了。我的中文,在未進中學前,雖然可以寫,但還覺很有點費力,有時且不中父親的意,等到進了省裏的中學以後,眼界漸擴,忽然間“心如靈犀一點通,”可以放筆為文,頭頭是道。直到這個時候,父親纔不再從信裏寄題目來,限我多少天內作好文章寄囘去。

  可是從這個時候起,我漸漸不佩服線裝書了;我反對線裝書了。每到假期囘去,常常和父親辯難五經四書的價值,古聖古賢的價值,父親說不過,便帶着笑意的說一聲:“狡辯。我不同你說。”我反對線裝書,尤反對詩詞歌賦,我把我以前的舊稿都燒掉了,立志不再弄這種“無邏輯”“無補國計民生”的牢什子。我眞想不到時代進展到現在,還有些留學生之類的先生們,平仄聲遠未弄淸楚,作絕工架還不大明瞭,居然抄些前人詩句,夾些自製的半通不通的句子,以抒其懷古的幽情,傷今的綺感,以求附託風雅,傾倒衆生!話雖如此,但是我自己深深感覺慚愧,因為我雖然丟掉線裝書,丟掉詩詞歌賦,我還是毫無成就。

  到了中學四年級的時候,忽然“不安於校,”當了甚麽學生會的代表,常常出去開會,對功課漸漸糢糊了,到了考的時候,便在晚間偸着點蠟燭,拿出“強記”的本領,來應付第三天的考試。校監某先生平素很器重我,知道我因為當代表而疎忽了功課,曾有兩次勸我還是安心讀書,不要用強記的聰明來應付考試,我却暗景的嗤之以鼻。

  進到大學以後,在頭二年確實用了一點功,後來便又鬆懈了。到了要畢業的一年(民國十四──十五年,)就加入了國民黨,同時又參加學生會的活動。在這時,我的思想變得很厲害,根本看不起大學畢業文憑。出校以後,絕不過問發文憑的消息,我的文憑還是一個朋友代領,在畢業的第二年秋天寄給我的。

  在社會上胡亂混了兩年,覺着學識不夠,得着一個機會,便跑到英國去念書。這時眞想讀書,可是中了貪多的毒。我硏究經濟學,我打算把經濟學的各部門都呑下去。自以為很讀了幾本書,可是一回到中國,遇着愛重“專家”的先生們,問我專的是什麽,我簡直瞠目無以對。

  以上是我讀書的簡單經歷,從這種經歷上面,我認為:

    (一)讀書不能照古法──焚膏繼晷的方法,雖然是最嚴格的確實的,却很容易使學者靈機閉塞。我雖然不能說我幼年所受的嚴格教育為無用。但我終以為是危險的。我相信:一個蠢才在那種教育方法之下,只有被弄得更蠢。

    (二)讀書不能躐等──我進中學時,在算學英文上面吃了很多的亏,便是由於躐等。

    (三)讀書不能務外──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都是似是而非之詞。靑年人最容易接受這種理論。靑年人應該認淸楚自己做人的時代程序。讀書的時代在前,救國的時代在後。先盡了讀書的責任,才能盡救國的責任。救國是如何鉅大繁複幽深曲折的事業,豈是讀書未成的學生所能嘗試的。在求學時而欲務外,無疑的是誤了國又誤了自己。

    (四)讀書不能尚強記──強記等於急水過田一樣,來的快,去的也快,絕對不能發生深厚的影響,所以凡是強記以應考試的,一到考試完了,其所學的也完了。而且這一種辦法,使得腦筋一時運用過度,失了弛張的正軌,是極有害於腦力的。

    (五)讀書不可貪多──古人曾說過“務廣而荒,”這就是說貪多的毛病。硏究的範圍大而都能融會貫通,這自然是再好不過的。可是平常的人(不是有特殊天才和體力的人)體力和聰明都有限,還是縮小硏究的範圍好一些。

(《文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