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7 第十九章 选择_当年明月

  明朝的道路就此确定,不妥协,不退让。

  相应的结果也很确定,皇太极带着兵,再次攻入关内,开始抢掠。

  这次入关的,可谓豪华阵容,清朝最能打的几个,包括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全都来了,只用三天,就打到密云,京城再度戒严。

  要对付猛人,只能靠猛人,崇祯随即调祖大寿进京,同时,他还命令陕西的孙传庭、山东的刘泽清进京拉兄弟一把,总之,最能打仗的人,他基本都调来了。

  但问题在于,祖大寿、孙传庭这类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有个问题——不大服管。特别是祖大寿,自从袁崇焕死后,他基本上就算是脱离了组织,谁当总督,都不敢管他,当然,他也不服管。

  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崇祯很愤怒,后果不严重,毕竟能打的就这几个,你要把他办了,自己提着长矛上阵?

  但不管终究是不行的,崇祯决定,找一个人,当前敌总指挥。

  这个人必须有能力强,战功多,威望高,威到祖大寿等猛人服气,且就在京城附近,说用就能用。

  满足以上条件的唯一答案,是卢象升。

  崇祯十一年(1638),卢象升到京城赴任。

  他赶到京城,本来想马上找皇帝报到,然而同僚打量他后,问:你想干嘛?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这位仁兄来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尚在奔丧,所以没穿制服,披麻戴孝,还穿着草鞋。如果这身行头进宫,皇帝坐正中间,他跪下磕头,旁边站一堆人,实在太像灵堂。

  换了身衣服,见到了崇祯,崇祯问,现在而今,怎么办?

  卢象升看了看旁边的两个人,只说了一句话:主战!

  站在他身边的这两人,分别是杨嗣昌、高起潜。

  这个举动的意思是,知道你们玩猫腻,就这么着!

  据说当时杨嗣昌的脸都气白了。

  崇祯倒很机灵,马上出来打圆场,说和谈的事,那都是谣传,是路边社,压根没事。

  卢象升说,那好,我即刻上阵。

  第二天,卢象升赴前线就任,就在这一天,他收到了崇祯送来的战马、武器。

  其实崇祯送来这些东西,只是看他远道而来,意思意思。

  然而卢象升感动了,他说,以死报国!

  就如同九年前,没有命令,无人知晓,他依然率军保卫京城。

  他始终是个单纯的人!

  几天后,卢象升得知,清军已经逼近通州,威胁京城。

  当时他的手下,只有三万多人,大致是清军的一半,而且此次出战的,都是清军主力,要真死磕,估计是要休息的,所以大多数识时务的明军将领都很消停,能不动就不动。

  然而卢象升不识时务,他分析形势后,决心出战。

  卢象升虽然单纯,但不蠢,他明白,要打,白天是干不动的,只能晚上摸黑去,夜袭。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士兵出发前,他下达了一条名垂青史的军令:

  〖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

  趁着夜色,卢象升向着清军营帐,发起了进攻。

  进攻非常顺利,清军果然没有提防,损失惨重,正当战况顺利进行之时,卢象升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后军没有了。

  按照约定,前军进攻之后,后军应尽快跟上,然而他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后军,虽然现在还能打,但毕竟是趁人不备,打了一闷棍,等人家醒过来,就不好办了,无奈之下,只能率前军撤退。

  卢象升决定夜袭时,高起潜就在现场。

  作为监军太监,高起潜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他只是说,路途遥远,很难成功,卢象升坚持,他也就不说了。

  但这人不但人阴(太监),人品也阴,暗地里调走了卢象升的部队,搞得卢总督白忙活半天。

  差点把命搭上的卢象升气急败坏,知道是高起潜搞事,极为愤怒,立马去找了杨嗣昌。

  这个举动充分说明,卢总督虽然单纯,脑袋还很好使,他知道高起潜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且文化低,没法讲道理,要讲理,只能找杨嗣昌。

  在杨嗣昌看来,卢象升是个死脑筋,没开窍,所以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卢象升上了堂思想教育课,告诉他,议和是权宜之计,是伟大的,是光荣的。

  卢象升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杨嗣昌闭上了嘴。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单纯的卢象升,有时似乎也不单纯。

  “我手领尚方宝剑,身负重任,如果议和,当年袁崇焕的命运,就要轮到我的头上!”

  袁崇焕这辈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不讲政治,相比而言,卢象升很有进步。

  九年前,他在北京城下,亲眼看到了袁崇焕的下场。那一幕,在他的心里,种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很清楚,如果议和,再被朝里那帮言官扯几句,汉奸叛徒的罪名,绝对是没个跑。

  与其死在刑场,不如死在战场,他下定了决心。

  杨嗣昌也急了,当即大喝一声:

  你要这么说,就用尚方宝剑杀我!

  卢象升毫不示弱:

  要杀也是杀我,关你何事?如今,只求拼死报国!

  杨嗣昌沉默了,他明白,这是卢象升的最后选择。

  卢象升想报国,但比较恶搞的是,崇祯不让。

  事实上,卢象升对形势的分析是很准确的,因为夜袭失败,朝廷里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言官正准备弹劾他,汉奸、内奸之类的说法也开始流传,如果他同意和谈,估计早就被拉出去一刀了。

  更麻烦的是,崇祯也生气了,因为卢象升上任以来,清军依然嚣张,多处城池被攻陷,打算换个人用用。

  此时,一位名叫刘宇亮的人站了出来,说,我去。

  刘宇亮,时任内阁首辅,朝廷重臣,国难如此,实在看不下去,极为激动,所以站了出来。

  崇祯非常高兴,大大地夸奖了刘大人几句。

  等皇帝大人高兴完了,刘大人终于说出了话的下半句:我去,阅兵。

  崇祯感觉很抑郁,好不容易站出来,搞得这么激动,竟然是涮我玩的?

  其实这也不怪刘首辅,毕竟他从没打过仗,偶尔激动,以身报国,激动完了,回家睡觉,误会而已。

  但崇祯生气了,生气的结果就是,他决定让刘首辅激动到底,一定要他去督师。

  关键时刻,杨嗣昌出面了。

  杨嗣昌之所以出头,并非是他跟刘首辅有什么交情,实在是刘首辅太差,太没水平,让这号人去带兵,他自己死了倒没啥,可惜了兵。

  所以他向皇帝建议,刘首辅就让他回去吧。目前在京城里,能当督师的,只有一个人。

  崇祯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不想用。

  杨嗣昌坚持,这是唯一人选。

  崇祯最终同意了。

  三天后,卢象升再次上任。

  此时,清军的气势已经达到顶点,接连攻克城池,形势非常危急。

  然而卢象升没有行动,他依然按兵未动。

  因为此时他的手下,只有五千人,杨嗣昌讲道理,高起潜却不讲,阴人阴到底,调走了大部主力,留下的只有这些人。

  打,只能是死路一条,卢象升很犹豫。

  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消息——高阳失陷了。

  高阳,位处直隶(今河北),是个小县城,没兵,也没钱,然而这个县城的失陷,却震惊了所有的人。

  因为有个退休干部,就住在县城里,他的名字叫孙承宗。

  他培养出了袁崇焕,构建了关宁防线,阻挡了清军几十年,熬得努尔哈赤(包括皇太极)都挂了,也没能啃动。无论怎么看,都够意思了。

  心血、才华、战略、人才,这位举世无双的天才,已经奉献了所有的一切,然而,他终将把报国之誓言,进行到人生的最后时刻。

  清军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七十六岁,城内并没有守军,也没有将领,更没有粮草,弹丸之地,不堪一击。

  很明显,清军知道谁住在这里,所以他们并没有进攻,派出使者,耐心劝降,做对方的思想工作,对于这位超级牛人,可谓是给足了面子。

  而孙承宗的态度,是这样的,清军到来的当天,他就带着全家二十多口人,上了城墙,开始坚守。

  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百姓,无一人逃亡,准备迎敌。

  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想起黄道周,想起后来的卢象升,想起这帮顽固不化的人,正如电影集结号里,在得知战友战死的消息后,男主角叹息一声的那句台词:

  〖老八区教导队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都他妈死心眼。〗

  黄道周和孙承宗应该不是教导队出来的,但确实是死心眼。

  这种死心眼,在历史中的专用称谓,叫做——气节。

  失望的清军发动了进攻,在坚守几天后,高阳失守,孙承宗被俘。

  对于这位俘虏,清军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希望他能投降,当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被拒绝之后,他们毫无意外,只是开始商量,该如何处置此人。

  按照寻常的规矩,应该是推出去杀掉,成全对方的忠义,比如文天祥等等,都是这么办的。

  然而清军对于这位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老对手,似乎崇拜到了极点,所以他们决定,给予他自尽的权利。

  孙承宗接受了敌人的敬意,他整顿衣着,向北方叩头,然后,自尽而死。

  这就是气节。

  消息很快流传开来,举国悲痛。

  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二十日,听说此事的卢象升,终于下定了决心。

  此前,他曾多次下令,希望高起潜部向他靠拢,合兵与清军作战,但高起潜毫不理会。而从杨嗣昌那里,他得知,自己将无法再得到任何支援。他的粮草已极度缺乏,兵力仅有五千,几近弹尽粮绝。

  而清军的主力,就在他的驻地前方,兵力是他的十倍,锋芒正锐。

  弄清眼前形势的卢象升,走出了大营。

  和孙承宗一样,他向着北方,行叩拜礼。

  然后,他召集所有的部下,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作战多年,身经几十战,无一败绩,今日弹尽粮绝,敌众我寡,而我决心已定,明日出战,愿战者随,愿走者留,但求以死报国,不求生还!〗

  十二月二十一日,卢象升率五千人,向前进发,所部皆从,无一人留守。

  出发的时候,卢象升身穿孝服,这意味着,他没有打算活着回来。

  前进至巨鹿时,遭遇清军主力部队,作战开始。

  清军的人数,至今尚不清楚,根据史料推断,至少在三万以上,包围了卢象升部。

  面对强敌,卢象升毫无畏惧。他列阵迎敌,与清军展开死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战况极为惨烈,卢象升率部反复冲击,左冲右突,清军损失极大。

  在这天临近夜晚的时候,卢象升明白,败局已定了。

  他的火炮、箭矢已经全部用尽,所部人马所剩无几。

  但他依然挥舞马刀,继续战斗,为了他最后的选择。

  然后,清朝官员编写的史料告诉我们,他非常顽强,他身中四箭、三刀,依然奋战。他也很勇敢,自己一人,杀死了几十名清兵。

  但他还是死了,负伤力竭而死,尽忠报国而死。

  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卢象升虽然位高权重,却很年轻,死时,才刚满四十岁。

  他死的时候,身边的一名亲兵为了保住他的尸首,伏在了他的身上,身中二十四箭而死。

  他所部数千人,除极少数外,全部战死。

  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气节。

  在明末的诸位将领中,卢象升是个很特殊的人,他虽率军于乱世,却不扰民、不贪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从不妥协。

  中庸有云:

  〖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

  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坚持自己的信念。

  我钦佩这样的人。

  幽默

  记得不久前,我去央视对话节目做访谈,台下有问观众站起来,说,之前一直喜欢看你的书,但最近却发现了个问题。

  什么问题?

  之前喜欢看,是因为你写的历史很幽默,很乐观,但最近发现你越来越不对劲,怎么会越来越惨呢?

  是啊,说句心里话,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应该改变一下,这么写,比如崇祯没有杀袁崇焕,皇太极继位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了,接班的多尔衮也没蹦几天,就被孝庄干掉了,然后孤儿寡母在辽东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李自成进入山林后,没过几天,由于水土不服,也都过去了。

  然后,伟大的大明朝终于千秋万代,崇祯和他的子孙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是的,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从来就不幽默,也不乐观,而且在目前可知的范围内,都没有什么大团圆结局。

  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它的残酷之处在于,无论你哀嚎、悲伤、痛苦、流泪、落寞、追悔,它都无法改变。

  它不是观点,也不是议题,它是事实,既成事实,拉到医院急救都没办法的事实。

  我感觉自己还是个比较实诚的人,所以在结局即将到来之前,我想,我应该跟您交个底,客观地讲,无论什么朝代的史书,包括明朝在内,都不会让你觉得轻松愉快,一直以来,幽默的并不是历史,只是我而已。

  虽然结局未必愉快,历史的讲述终将继续,正如历史本身那样,但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将延续特长,接着幽默下去,不保证你不难受,至少高兴点。

  忽悠

  正如以往,清军没有长期驻守的打算,抢了东西就跑了,回去怎么分不知道,但被抢的明朝,那就惨了。

  首先是将领,卢象升战死,孙传庭、洪承畴全都到了辽东,准备防守清军,我说过,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没办法,不拆房子就塌了。

  其次是兵力,能打仗的兵,无论是洪兵,还是秦兵,都调到辽东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东墙补上了,西墙塌了。

  说起忽悠这个词,近几年极为流行,有一次我跟人聊天,说起这个词,突然想起若有一天,此词冲出东北,走向世界,用英文该怎么解释,随即有人发言,应该是cheat(欺骗)。

  我想了一下,觉得似乎对,但不应该这么简单,毕竟如此传神的词,应该有一个传神的翻译,苦思冥想之后,我找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翻译:hereandthere。

  回想过去十几年,自打学习英语以来,我曾翻译过不下两篇英语文章,虽然字数较少(三百字左右),但回望短暂的翻译生活,我认为这个词是最为恰当的。

  这个词语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作为一个没有兵力,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他主要的武器,就是先找这里,再找那里,属于纯忽悠型。

  但值得夸奖的是,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在福建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兵,对面有一群海盗,二话不说,先找到了郑芝龙,死乞白赖地隔三差五去找人家(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说他是求贼),请客送礼,反复招安,终于招来了郑芝龙。

  虽然后来证明,郑大人是不大可靠的,但在当时,是绝对够用了,后来他借助郑大人的力量,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香,平定了海乱。

  这种空手道的生意,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先here招降了刘国能,再用刘国能,there招降了张献忠,hereandthere,无本生意,非常高明。

  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只要here不行,或者there不行,他就不行了。

  张献忠就是个不行的人,按照他的习惯,投降的时候,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所以刚开始,他就不肯缴械,当然,这也有个说法,之所以不肯缴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为朝廷效力。

  熊文灿倒是很高兴,表扬了好几次,后来他果真缺兵,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张献忠又说还没安顿好,先休整几天。

  张献忠住的地方,就在今天襄樊的谷城地区,他老人家在此,基本就是县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算是视察,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每天都要刻苦操练。

  与此同时,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比如,每次打仗的时候,都用蛮力,很少动脑子,且部队文化太低,没有读过兵法。为了加强理论教育,保证将来再造反的时候,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独鳌的秀才,给他当军师。

  这位潘独鳌到底何许人也,待查,估计是个吴用型的人物,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又想干点事,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给张献忠干活,具体说就是教书,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课程有好几门,比如孙子兵法等等。学习完后,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比如再次造反后,该怎么打仗),分析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浓烈。

  但他所干过最猖狂的事,还是下面这件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的一天,谷城县令阮之钿接到报告,说谷城来了个人,正在和张献忠见面。

  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加上他还比较尽责,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看到底是谁来了,谈了些什么。

  没过多久,那人就回来了,他说谈了些什么,就不太知道了,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

  谁?

  李自成。

  阮知县差点晕过去。

  按照常理,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怎么会出来呢?还这么大摇大摆地见张献忠。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他是来找张献忠要援助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就这么在谷城呆了几天,都没人管,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其实不是没人管,是没法管。

  张献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的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中,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书,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那你还干个屁啊!

  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似乎也没太委婉):

  “你两样都无,上面(指皇帝)又这么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

  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

  “招抚可以吗?”

  然而空隐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

  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陆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入侵,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了辽东,千载难逢,决不能错过。

  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入侵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县令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列前茅。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份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

  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

  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尚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然后,他拿出了尚方宝剑。

  明白?这是个批斗会。

  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

  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

  在明代,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明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太够意思。

  杨嗣昌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

  效果确实很好,左良玉当即表示,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干到底。

  对于杨嗣昌的到来,张献忠相当紧张,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

  因为他知道,熊文灿只会忽悠,但杨嗣昌是玩真格的,事业刚刚起步,玩不起。

  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跑得不足够快。

  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

  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独鳌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大刀),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

  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

  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

  局势大好。

  士为知己者死

  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跑了。

  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

  左良玉回复:有病。

  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

  但按某些小道消息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在追击过程中,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

  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

  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

  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一旦把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也还懂。

  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

  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

  因为一直以来,左良玉都有个问题——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

  按史料的说法,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比某些头领还要差,每到一地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

  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

  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

  自打追缴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

  要知道,张献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

  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崇祯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

  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消息:张献忠失踪。

  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绑走)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

  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律,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