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甄別: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1944年春夏之际,审干、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別阶段,各机关、学校原有的审干小组一变为「甄別委员会」,仍由原先领导审干、抢救的班子负责对干部的甄別工作。

  所谓「甄別」,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別」,「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作,名曰「甄別」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

  甄別绝非一风吹,而是将受审坦白的人员划分成六类。据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至1944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14-42]现在就是要对这一万五千人作出具体的划分: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受一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的主使,对我们进行过或进行著特务工作(长期埋伏,也是一种潜伏工作),确有真凭实据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被迫首要胁从之別」。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自首过写过反共文件,但未做过其他坏事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既未实行也未报告的;有的是内战时做过坏事,抗战后中立或改过的等等」。「这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他党派。在加入我党后并未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亦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条心或幼稚无知,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而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害的」,「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实是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14-43]

  从以上对六类被审人员的划分依据看,被审查人员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完全搞错的只占一小部分,且放在最后一类,以示审干、抢救的成绩巨大,缺点是次要的。在上述划分标準中,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对国民党所谓「红旗政策」的判断。显而易见周恩来对「红旗党」的辩诬根本没被毛泽东等接受,中共在国统区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地下组织,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对于这六类人员如何处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规定:

  对坦白了的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如果证据确凿,采取一个不杀,团结抗日的政策;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同志的奸计。

  对有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子,应继续执行宽大政策。即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给改过自新者以将功赎罪的出路。

  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作一个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

  对有党派问题的,被欺骗蒙蔽的,或仅属于党内错误这三种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陷的,一经查清,立即平反。[14-44]

  上述这个规定,有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有真凭实据,为何不立即解脱,何以谈上「争取」,还要争取什么?所谓「被特务诬陷」,大量的检举揭发全是在逼供信下发生的,这些干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称之为「特务」?更有甚者,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还布置「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只是在表面上「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做一结论」。

  有关甄別政策中所隐含的深意,在毛泽东对延安受审干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展现出来。

  从1944年春夏至1945年春,由甄別所引发的延安广大干部对审干、抢救的强烈不满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中央党校、边区政府等场合,向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绝口不提「抢救」为一错误运动,只是说一两句:运动搞过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云云。1944年元旦,军委三局局长王铮带领一批原受审查、刚被解脱还没做结论的干部给毛泽东拜年(军委三局承袒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往来业务,工作极其繁重,故最先解脱),在毛住所前黑压压站了一片,目的在于向毛泽东讨一个说法。毛泽东似真似假地说,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毛泽东虽然向大家敬一个礼表示「道歉」,但言下之意又似乎在暗责受审干部斤斤计较,对接受党的审查耿耿于怀。

  毛泽东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各单位的甄別复查工作。自甄別展开后,经过三个月的复查,延安仅甄別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数的四分之一。中直机关、边区政府、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陜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七个单位,经过八个月的甄別,在487人中被确定为「特务」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人,合占总甄別人数的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会部甄別二十七人,定为「职业特务」(当时的术语,「特务」分「职业与非职业」两类)的有六人,「叛徒」二人,两者占甄別人数的30%。由周兴任处长的边区保安处,甄別了九十六人,其中定为「特务」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40%。[14-45]在甄別复查中,将「特务」、「叛徒」的比例定得如此之高,无非是企图证明,开展审干、「坦白」、「抢救」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党校作为「抢救」的重点单位直到1944年9月才全部转入甄別阶段。一部第六支部书记朱瑞与薄一波、倪志亮等组成一个小组。协助对集中较多问题人物的特別支部进行甄別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认为危拱之在「抢救」中虽然有自杀行为,并提出退党要求,但这都是精神错乱所致,「结论是没问题」。然而朱瑞等对危拱之的结论却受到党校一部负责人的批评,认为朱瑞等「代危抗辩,没有原则立场」,朱瑞等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后才解决了危拱之的结论问题。[14-46]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抢救」受害者的甄別工作往往会出现波折,一旦被「抢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并非容易。

  甄別、复查进展缓慢,激起延安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了平息、舒缓干部中的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进入1945年后,国内、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客观上要求尽速解决大量积压的审干、抢救遗留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甄別、复查工作的进度有所加快,到了1945年春,延安各单位的甄別工作已基本结束,对2,475人作出了组织结论。[14-47]这个数字也许只是当时被关押进几个重要反省机关的「重犯」被甄別的数目,因为根据胡乔木透露的数目,延安「特务」的总数为一万五千人。

  即使受审人员被作了结论,也绝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凡受审人员均按四种情况分別给予不同等级的结论:

  问题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结论的;

  对有关被查重点疑问问题做部分结论的;

  在结论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点,有待再查的;

  无法查证,不予结论的。

  在总计2475受审人员的结论中,有党派政治问题的约占30%,其中叛徒、特务、自首三类人员各占10%;党内错误问题,约占40%,完全弄错的约占26%,保留疑问不予结论的约4%。[14-48]对于这一部分人的处理方法,谁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泽东最后发话,大意是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呢。毛泽东虽然是这般说了,然而延安不仅没有释放任何一个像王实味这样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结论的干部,也没有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分配至各单位,而是仍然受到社会部的监控。这些干部虽然没有跑到国民党去,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继续受到怀疑与歧视。他们文件中的「疑点」和「尾巴」,在1949年后仍然被长期揪住不放,给当事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他们的大好年华全被葬送在连绵不断的审干、肃反等运动中。

  彭而宁——钱来苏之子,背着沉重的「特嫌」黑锅,在1949年后每一次审干运动中受审,直到1980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后,才获彻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干部,当年曾被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八十年代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长达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十九岁,后七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下了。[14-49]

  张克勤——当年康生精心培养出的一个坦白典型,康生在抢救高潮时还以张克勤为例,自夸自己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到了1945年甄別时期,康生还不放过他,坚决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继续保持下去。1945年11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由于得到社会部第三室主任陈龙的关心和照顾,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年11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直到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準,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自我赋闲的阶段。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中共兰州大学党委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1986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无限感伤地回忆道:「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

  延安还有一位叫蔡子伟的干部,曾任边区中学校长,在《谢觉哉日记》中,还有他在1938年9月活动的记载,以后此人即从延安公众生活中消失。蔡子伟被长期关押,详情外界不知,此人在八十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延安最后一批人的甄別,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进行的。这批人全是边区保安处关押的重犯,总数约五六百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要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催促社会部和保安处抓紧甄別工作,1945年11月9日,中社部负责干部陈刚和陈龙率二百多干部步行前往东北。陈刚,四川人,即富田事变中被扣的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他在从江西返回上海后长期领导中央交通局,1932年与何叔衡之女何实山结婚,1935年刘作抚和孔原秘密前往苏联,何实山稍迟也抵苏。1937年底,刘作抚夫妇回到延安,1938年春参与组建「敌区工作委员会」,主办了八期秘密工作干部训练班。延安时代刘作抚早已易名为陈刚,在中社部主管人事,1945年参加了中共七大,1948年12月被任命为中社部副部长,从1956年起,陈刚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63年升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45年被陈刚带往东北的干部,其中有一半人是被「抢救」而未作甄別和结论的,这批人多在建国初才得到甄別。

  最后,对那些留在延安参加甄別的原犯人,保安处决定,由他们本人甄別自己,给自己写出结论,再交保安处三科审阅后,本人簽字定论,到1946年上半年,被关押的大部分人基本甄別完毕。

  和那些已作结论或虽然带着「帽子」仍然被派往东北的那批前「犯人」相比,被继续关押在保安处的一百多个人的命运就太不幸了,这批人中有王实味等,他们将被作为抢救审干的牺牲品送上祭坛。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押著这批「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準,于黄河边全部被处决。[14-50]

  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原保安处会有这批人的详细文件)。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

  蔺克义被捕前为晋绥《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1936年他在西安师范读书时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他在1939年9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被派至晋西北。延安「抢救」展开后,有人被逼供咬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绥《抗战日报》,蔺克义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被转至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悬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成了这个「负责人」的仪下鬼,时年仅二十九岁,其冤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平反。[14-51]

  另据师哲披露,在1947年山西被处决的人中间,还有四名外国人。1944年初,有四名外国人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延安,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这四名洋人被康生交边区保安处长期关押。直到1947年初,随其他「犯人」向山西永坪转移。康生在转往山西参加土改、途经永坪时,下令将这四名外国人秘密处决,事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口枯井,以后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造成根大轰动,彭德怀、周恩来、陆定一均表示了强烈不满(毛泽东呢,转战陜北时,周恩来、陆定一一直和毛泽东在一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于是保安处处长周兴代康生受过,「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14-52]

  在被杀、或被释放解脱的人之外,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活着被抓进社会部或保安处。却再也没见他们出来。在这些神秘失踪的人中间,有一个叫王遵极的姑娘,1939年奔赴延安时,年仅十九岁。据师哲称,王遵极「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因其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一来延安就被关押,经反复审查还是没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却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轶欧的坚决反对。师哲称,「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王遵极以后下落不明。[14-53](另据仲侃《康生评传》称,王遵极从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被长期关押,暗示她在山46年获释,但未交代此人以后的行踪。参见该书,页78。)

  从1942年揭幕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蔺克义等被秘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1945年3月,蒋南翔给刘少奇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对于这场灾难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蒋南翔批评抢救运动「得不偿失」)。然而刘少奇本人也与这场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主要部属彭真更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此刘少奇不敢、也不愿对这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康生幕前指挥的运动说些什么。不仅如此,蒋南翔的《意见书》还被认为是「错误」的,蒋本人也受到了党内批评。从此,「抢救」的历史被彻底掩埋,凡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人们都知道应对此三缄其口,人们从书本、报刊、报告中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康生离世后的八十年代初,有关「抢救」的内幕才陆续被披露出来,此时已距当年近四十年。

注释

[14-4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0。

[14-43]参见《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1月24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7;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5;王素园:《陜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

[14-44]参见王素园:《陜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26、226。

[14-45]参见王素园:《陜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26、226。

[14-46]郑建英:《朱瑞传》,页294。

[14-47]参见王素园:《陜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1943至1945年,延安有三万党员及非党员干部,受抢救冲击的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也有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主要为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从苏联返回的原留苏干部,据胡乔木提供的数字,被抢救的干部达一万五千人。

[14-48]参见王素园:《陜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221。

[14-49]参见王素园:《陜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221。

[14-50]参见仲侃:《康生评传》,页95。

[14-51]参见王素园:《陜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3。

[14-52]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

[14-53]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