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1943年春夏之际,「审干」逐步转入「反奸」、「抢救」,延安三万多党、政、军干部全被卷入进去,「特务」、「叛徒」、「内奸」,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人心浮荡,个个自危,一片肃杀气氛弥漫于各机关、学校。高压下的人们普遍感到惶恐,不知运动将往何处发展,个人的命运将有何变化。

  7月1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问题。毛说,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別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14-1]此即是所谓「审干九条方针」的首次表述。毛的这段指示长期被认为是毛反对审干、肃奸极左倾向的有力依据,可是在这之后,延安的「抢救」反而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在「抢救」正处于高峰之时,康生动了开杀戒的念头,他提出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犯。在这紧急关头,林伯渠立即将这一最新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否决了康生的提议,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内部残杀的惨剧。[14-2]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14-3]

  1943年8月15日,中共总学委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一道指示,要求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决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这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并宣布「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方针,这是在全党范围内第一次公布「审干九条方针」。该决定宣称,此次审干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并将「逼供信」称之为「主观主义方针与方法」。

  同日,毛泽东在康生提交的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由此看来,延安的「抢救」应该停止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多次发话,并对「逼供信」提出了批评。但事实上延安的「抢救」丝毫没有降温,反而在8月15日审干决定颁布后,愈演愈烈,又掀起新的反奸、坦白高潮。此时,运动已易名为「自救」运动,但内容、实质与「抢救」別无二致。9月21、22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延安县开展防奸活动》和《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将所谓参加了「复兴社」的十四岁小女孩刘锦楣和特务暗杀组织「石头队」的「负责人」、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的坦白交代经验推向社会。10月6日,延安市在边区参议会会场召开反汉奸特务大会,议期五天,[14-4]「抢救」的邪火越烧越旺。

  难道毛泽东已失去对延安的控制力?难道毛泽东的话不再一言九鼎?难道康生胆大妄为、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所有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毛泽东一分钟也没失去权力,他只是采取了某些手法,在表面上批评一下「抢救」的「过火」行为,而实际上继续将「抢救」往更深入的方向推进。

  1943年初,毛泽东搬入了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设在枣园的中央社会部机关,中社部并在通往枣园的要道小砭沟开办了一家小杂货铺,用以监视一切过往的「可疑人员」。毛泽东住进枣园后,与康生的联系更加方便,更加频繁,毛泽东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审干、抢救的汇报。[14-5]在枣园,他虽然多次看到由交际处呈交的关于钱来苏动态的报告——交际处向毛泽东不断报告,目的就在等毛的一句话,好解脱钱来苏——报告详细反映钱来苏的焦虑、不安、惶恐以及钱来苏反复陈述自己不是汉奸、特务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就是不明确表示态度,致使钱来苏长期不得解脱。

  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毛泽东不是已经批评「逼供信」了吗?他在和一些负责干部的个別谈话中,甚至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搞肉刑,为什么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确实,毛泽东隐蔽的思想很难被一般人所发现,许多负责干部只看到毛批评过火行为的一些词语,而忽略了他这些话后面的更深涵义,毛泽东所强调的恰恰不是纠偏,而是将运动进一步搞深搞透。

  毛泽东的这套谋略,充分反映在被许多干部视为是纠偏文件的1943年8月15日《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

  「八一五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毛泽东鉴于内战时期「肃AB团」等极左肃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当年他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只是现在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已不同于当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西时期的情况可比。眼下,主客观条件均不允许再重演「肃AB团」的一幕,因此毛明智地宣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此所谓「过一不过二」也。但是这个新方针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务混入革命队伍,文件强调,「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指出,认识这个基本前提才有可能采取正确方针。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提」,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著眼于将运动向纵深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占有问题人员的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反省机关;另有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交代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行戒严」。[14-6]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14-7]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瞭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之下去。「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14-8]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入。毛泽东提出要依靠重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代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他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別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14-9]——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1943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14-10]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注释

[14-1]毛泽东:《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1943年7月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4期。

[14-2]《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286-87。

[14-3]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4。

[14-4]《谢觉哉日记》,上,页543。

[14-5]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页187。

[14-6]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第14册,页89-96。

[14-7]在师哲的回忆中,对毛泽东的精细有很生动的描述。其中有一段写道:当胡宗南军队攻占延安前夕,毛泽东亲自监督师哲销毁与莫斯科来往的文电密码及记录,毛最后还用小棍翻播灰烬,待确定已燃尽后,才放心离开。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01—202。在延安时代与毛交往较多的萧三也认为毛做事很细。参见《谢觉哉日记》,下,页681。

[14-8]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第14册,页89-96。

[14-9]中央文件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第14册,页89-96。

[14-10]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和王世英说过类似的话,当时王世英已被人诬陷为「特务」,参见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