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从写反省笔记,到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写个人历史自传,延安的党员干部所面临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步步升级。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1937年后入党的新党员完全陌生,即使是老党员和老干部一时也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毛泽东的这一套毕竟与过去的审干肃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新」就在于融理论灌输和暴力威慑于一炉,配之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蛻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想改造术,谢觉哉有十分生动贴切的解释,他援引王阳明临死前说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话,要求共产党员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把心中的一切杂念,连根除掉。[11-58]谢觉哉说,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变个样」,他写道,如此过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四三决定)是慢火蒸。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谢觉哉用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脱胎换骨的要诀:

紧火煮来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看避火诀,

学孙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

纯青炉火十二分。[11-59]

  又是「蒸」,又是「煮」,广大党员犹如进了一座思想高压炉。

  压力之一,是来自个人内心的白我压力。经过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读,和反复对照检查,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別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他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陇东驻军「大渡」部队政治处別出心裁,甚至发动了「小册子运动」鼓励每人準备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著「请为帮助同志而提上意见吧」,让持本者挨门挨户征求意见。[11-60]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对他的意见。[11-61]集体帮助的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温情式,另一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一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你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首先「帮助」你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你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你孤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自我压力与集体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犹如历经一次漫长的心理炼狱的过程。在整风审干期间,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多人因思虑用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至「旧病复发」。[11-62]更有个別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致「午睡遗精」。[11-63]为了使自己的反省获得组织的首肯,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唯恐对自己的挖掘、批判不够深入而难于过关。中央党校有个学员检讨自己的「小广播」,竟写出八百多条交组织上审查。[11-64]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学员的材料「修改了八次才完成」,少数人甚至「修改了十三遍」。[11-65]与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羽自陈,「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他「惶恐不安,彻夜难眠」,「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刘白羽回忆道: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当时张如心同志是党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负责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详详细细从诞生之日起一点一点严格剖析自己,对自己进行再认识。我写了一稿,自以为不错,谁知张如心同志看了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严正地指出不正确之处,一方面推心置腹耐心交谈,于是我又从头到尾写了第二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写了第三遍稿,张如心同志才点头认可。[11-66]

  刘白羽的回忆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精神炼狱的逼真画面,尽管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他的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拋弃「旧我」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问题是,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否产生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11-67]

  和刘白羽的情况相类似,丁玲也经历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度是延安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当年她的那段心路历程:

在陜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11-68]

  不言而喻,不管是刘白羽,还是丁玲,要想「得救」,到达「真理的彼岸」,都是「不容易的」。这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11-69]向党献上一颗赤诚的心,最后彻底埋葬「旧我」,走向新生。

注释

[11-58]焕南(谢觉哉:《此心光光地》,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

[11-59]焕南(谢觉哉:《拂拭与蒸煮》,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3日。

[11-60]抗战期间驻陜甘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皆有代号,如「团结」部,「澳洲」部等。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52。

[11-61]《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01。

[11-62]《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11-63]《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11-64]《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页140。

[11-65]《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11-66]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36。

[11-67]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36。

[11-68]丁玲的这两本整风笔记以后佚失,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页35—36。

[11-69]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