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

【作品介绍】

  《朋党论》是欧阳修在1044年(庆历四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该文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原文】


朋党论


作者:[北宋]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2]。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3],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4],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5],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6],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7],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8]。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9],更相称美,更相推让[10],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11]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12];周有臣三千[13],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14]。后汉献帝时[15],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16],目为党人[17]。及黄巾贼起[18],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19],及昭宗时[20],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21]。”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22],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23]。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24]!

【注释】

  [1] 本篇选自《欧阳文忠公集》,《欧明修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是宋仁宗时欧阳修为驳斥保守派对革新派的诬隐而写呈仁宗的。
  [2] 惟:只。幸:希望。
  [3] 大凡:大体上。道:一定的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
  [4] 党引:勾结。
  [5] 贼害:残害。
  [6] 之:指代上文的“道义”、“忠信”、“名节”。修身:按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自我修养。济:取得成功。
  [7] 共(gōng公)工兜(huán欢dōu都)等四人:指共工、兜、鲧(gǔn滚)、三苗,即后文被舜放逐的“四凶”。
  [8] 八元:传说中上古高辛氏的八个才子。八恺:传说中上古高阳氏的八个才子。
  [9] 皋(gāo高)、(kú葵)、稷(jì记)、契(xiè谢):传说他们都是舜时的贤臣,皋掌管刑法,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业,契掌管教育。《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
  [10] 更(gēng耕)相:互相。
  [11] 书:《尚书》,也称《书经》。
  [12] 惟:语气词,这里表判断语气。
  [13] 周:指周武王,周朝开国君主。
  [14] 用:因此。
  [15] 后汉献帝:东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协。逮捕,囚禁“党人”应是桓帝、灵帝时的宦官所为。
  [16] 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权,一些名士如李膺等二百多人反对宦官被加上“诽讪朝廷”的罪名,逮捕囚禁。到灵帝时,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杀,六、七百人受到株连,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17] 目:作动词用,看作。
  [18] 黄巾贼:此指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贼”是对农民起义的诬称。
  [19] 朋党之论:唐穆宗至宣宗年间(8[21]-8[59]年),统治集团内形成的牛僧孺为首的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朋党之间互相争斗,历时四十余年,史称“牛李党争”。
  [20] 昭宗:唐朝将要灭亡时的一个皇帝。杀名士投之黄河本发生于唐哀帝天佑二年,哀帝是唐代最后一个皇帝。
  [21] “此辈清流”两句:这是权臣朱温的谋士李振向朱温提出的建议。朱温在白马驿(今河南洛阳附近)杀大臣裴枢等七人,并将他们的尸体投入黄河。清流:指品行高洁的人。浊流:指品格卑污的人。
  [22] 诮(qiào俏):责备。
  [23] 厌:满足。
  [24] 迹:事迹。

【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识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

  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利而各自争先,或者到了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对其兄弟亲戚也顾不得。所以臣认为小人无朋党,他们暂时为朋党,是虚伪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和节操。用它们来修养品德,则彼此目标相同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用它们来效力国家,则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王的,只应该废退小人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党,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党,君子则有八元和八恺共十六人为一朋党。舜辅佐尧,废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之上,彼此递相称美,互相推举谦让,共二十二人为一朋党,舜一一任用他们,天下也得以大治。《尚书》上说:“纣有臣亿万,便有亿万条心;周有臣三千,却只是一条心。”纣的时候,亿万人心各不相同,可说是不成其为朋党了,然而纣却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却因此而振兴。东汉献帝时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党人而予以囚禁,直到黄巾军起来,汉室大乱,这才悔悟,把党人都予释放,可是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晚年,又逐渐兴起朋党的说法,到昭宗时,把在朝名士都杀了,有的还被投到黄河里,说是“这些人自称清流,可以投他们到浊流里去(让他们变成浊流)”。然而唐朝也即随之灭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让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的,莫过于纣;能禁止、断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莫过于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莫过于唐昭宗时代。然而都因此致乱而使他们亡国。而彼此称道赞美、推举谦让而自信不疑的,莫过于舜的二十二臣,舜也并不怀疑他们且都予以任用。然而后代的人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结成的朋党所欺骗,反倒称赞舜是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辨识君子和小人呵。周武王时代,推举他的国里臣子三千人合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从人数之多与规模之大都莫过于周,可是周却因此而振兴,那是好人即使很多他们也总觉得不够的缘故呵。

  唉,这些治乱兴亡的史迹,做君王的很可以引为鉴戒呢!

【写作背景】

  庆历三年(1043),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也出任谏官。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此后党议不断发生,宋仁宗在宝元元年(1038)还特意下过“戒朋党”的诏书。到了庆历三年,吕夷简虽然被免职,但他在朝廷内还有很大的势力。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

  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就在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朋党论》这篇著名的政沦文,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同样是很有战斗意义的。

   【解析】

  这是一篇驳论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无党,小人有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A朋党之说 “自古有之”; B 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 C 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有五个自然段,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提出全文的中心论点:“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臣结为朋党一般为统治者所忌恨。欧阳修以朋党“自古有之”,出人意料地肯定“朋党”存在的客观性和理性依据,从而顺利地推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

  第二部分(第二、三、四自然段):具体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差别以及对国家兴亡的利弊。论证务必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道理。
这一部分分三层:

  第一层(第二自然段):对朋党的性质进行对比。以“同道”与“同利”的对比引出“真朋”、“伪朋”的本质差异,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从而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二层(第三自然段):对朋党的历史作用进行对比。作者引用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正面例子:尧舜用君子之朋,退小人之朋达到天下大治。反面例子:汉献帝、唐昭宗残害君子之朋而亡国。正反对举的例子:纣不为朋而亡国;周朝为一大朋而国兴。用“进”君子之朋和“退”小人之朋的史实进一步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三层(第四自然段):对国君对待朋党的态度进行对比。那些各怀异心不能结为朋党、禁止君子结为朋党、杀戮朋党的国君最终都亡国了;那些任用君子之朋的国君都兴国,并且得到后人称颂。在“治”、“乱”与“兴”、“亡”的对照中再次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第五自然段):得出结论,照应开头,“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希望皇上汲取历史上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大胆信用君子之朋。

  本文通篇以对比法进行论证。

  开始,作者就以“自古有之”的论断对朋党表态,重要的是严格区分“君子”“小人”两类不同性质的朋党。君子以道,而小人以利,从结朋的基础上点破,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一无一有,一伪一真,将论据双双排开,前后对照,揭其真面目,理直气壮,毫不含糊接着,从正面论述君子之朋,劝导人君“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第二段,从历史上论证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是非,体现在“乱”与“治”、“兴”与“亡”一反一正的具体事实中。在第一层次中,将尧、舜的治与商纣的乱相对比。在第二层次中。又将周武王的治与汉献帝、唐昭宗的乱相对比,言之有据,触目惊心,不容君王不相信。历史是一面镜子,用兴亡对比进谏,证据凿凿,君王岂可忽视

  第三段是人君对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态度对比。这主要体现在“能辨”与“不辨”、“用”与“退”的对比中。商纣、献帝、昭宗导致国家衰亡。舜、周武使天下大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卒章显志,再次通过对比归纳到写作此文的目的。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作者介绍】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庆历三年(1043),任谏官。为人耿直,敢于谏诤,在开明派范仲淹和守旧派吕夷简的斗争中,站在范仲淹一边,受到排挤、打击,屡遭贬官。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重视人才培养,积极推行诗文革新主张,提倡效法韩愈,在散文、诗、词等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散文具有说理明白、平易流畅、委曲婉转、情文并茂的独特风格。他的《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文学形式。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与宋祁合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