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董邵南序》

【作品介绍】

  《送董邵南序》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原文】


送董邵南序


作者:[唐]韩愈

  燕赵00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01。董生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02,怀抱利器03,郁郁适兹土04。吾知其必有合05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06,苟慕义强仁者07皆爱惜焉。矧08燕赵之士出乎其性09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10,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11?聊以吾子之行卜之12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13之墓,而复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14乎?为我谢15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16矣。”

【注释】

  1. 、燕、赵:借指现在的河北一带。
  2. 、感慨悲歌之士:用悲壮的歌声抒发内心悲愤的人,多指有抱负而不得施展的人。
  3. 、有司:这里是指礼部主管考试的官。
  4. 、利器:锐利的武器,这里比喻杰出的才能。
  5. 、郁郁适兹土:忧郁地到那个地方去。意思是董生想去燕赵地区谋职。适,到……去。兹,这。兹土,指燕赵之地,当时受地方割据势力统治。
  6. 、有合:有所遇合,指受到赏识和重用。  06、夫以子之不遇时:像你这样不走运的人。
  7. 、慕义强(qiǎng)仁者: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
  8. 、矧(shěn):何况。
  9. 、出乎其性:(仰慕正义)来自他们的本性。这句意思是,燕赵之士由于有这样的本性而更加同情董生。
  10. 、风俗与化移易:风俗随着教化而改变。与,跟随。易,改变。
  11. 、吾恶(wū)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现在的风气跟古时说得有什么不同呢?恶,怎么。
  12.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姑且凭你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聊:姑且。卜:测验、判断。
  13. 、望诸君:即战国时燕国名将乐毅,后因政治失意,离燕至赵,赵封他为望诸君。望诸,古泽名,在现在河南东北部,又称“孟诸”。有司:这里是指礼部主管考试的官。
  14. 、屠狗者:凡指高渐离一类埋没在草野的志士。高渐离,荆轲的朋友,他的职业是屠狗。荆轲死后,他也曾行刺秦始皇,失败后被杀。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战国时燕国有以屠狗为业的义士,这里泛指隐于市廛暂不得志的侠义之士。
  15. 、谢:告诉。
  16. 、出而仕:出来做官。

【白话翻译】

  燕赵一带自古就称说多有慷慨重义、悲壮高歌的豪杰之士。董生参加进士考试,接连几次未被主考官录取而不得志,怀抱着杰出的才能,心情忧郁地要到这个地方去(谋职)。我料知他此去一定会有所遇合,(受到赏识)。董生努力吧!

  像你这样不走运,即使一般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都会同情爱惜你的,更何况燕赵一带豪杰之士的仰慕仁义是出自他们的本性呢!然而我曾听说风俗是随着教化而改变的,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现在的风气跟古时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姑且通过你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董生努力吧!

  我因为你的这次前往而产生一些感想。请替我凭吊一下望诸君(乐毅)的墓,并且到那里的集市上去看看,还有过去时代屠狗者(高渐离)一类的埋没在草野的志士吗?替我向他们致意说:“有圣明的天子在上面当政,可以出来做官(为国家效力)了!”

【题解】

  董邵南,寿州安丰(今安徽寿县)人,因屡考进士未中,拟去河北托身藩镇幕府。韩愈一贯反对藩镇割据,故作此序赠送他,既同情他仕途的不遇,又劝他不要去为割据的藩镇作不义之事。首段先说此行一定“有合”,是陪笔。次段指出古今风俗不同,故此行未必“有合”,虽不明说而主旨已露。末段借用乐毅和高渐离之事,喻示董邵南生不逢时,应当效法古代的忠臣义士,效力朝廷。全文措辞深婉,意在言外,虽仅百余字,但一波三折,起伏跌宕。刘大櫆评此篇曰:“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而不可及。”

【讲解】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现在呢?现在或许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解析】

  韩愈《送董邵南序》(以下简称《送序》)又题为《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此文写作的时间,方成注定为德宗贞元十八至十九年间。

  韩愈的创作,笔致奇曲。过商侯在《古文评注》中就说过“唐文惟韩奇”的话,继而又说《送序》为“韩中之奇”。

  《送序》全文仅150字。开笔一处,破空而来,不谈董生去河北一事,而直述古事。燕赵云云,谁都会很自然就想起荆轲、高渐离诸人。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临行,太子丹、高渐离、宋意皆着白衣冠送荆轲于易水,高渐离击筑,荆轲应声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悲壮激越,竞致“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感慨悲歌”四字概括了这一群体的悲壮心理,也代表了燕、赵这一古老地域所特有的文化意蕴。古燕国、赵国地相当于唐河北道一带。董邵南愤愤不平于自己沉沦压抑的境遇,“郁郁适兹土”,感慨多气,不正是此一时董生的心境吗?于是,作者以一“合”字统之,非但董生所去之河北与古之燕、赵在地理位置上相合,董生与燕、赵之士更在情志上投合,至此,董生身、心皆有了合适的着落点。韩愈对董生“不遇时”,深怀同情。当时举进士失意者,投奔藩镇作谋士的比比皆是,董生去河北找出路,殊不为怪。故作者于爱惜、怜悯之外,又以“勉乎哉”多加劝励,一往情深,跃然纸上。

  如是,再返读文章第一句,乃知这一句是以古蓄势的一笔,包孕了全文,下面层层递进的意思都从此出。

  紧接的下一段婉转一变,抛开了对“燕、赵之士”的怀古幽思,也不再囿于对董生的一味鼓励,而是将自己“利害必明”、“情炎于中”(《送高闲上人序》)的家国之思一决于文。他将一篇本为朋友间一般送别意义的赠序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风俗与化移易”是大义微言之语,过商侯《古文评注》将这一句评为全文“上下过脉”,无疑是一语中的。仁义出乎其性,那是昔日之燕、赵;风俗随教化在不断移易,今天的河北仍能有过去的遗风吗?虽以疑问的语气出之,然以韩愈、董邵南的识见,当时河北情状如何,二人应是心知肚明的。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割据局面已完全形成,说唐朝后期历史为一部藩镇割据史实不为过。其时河北三镇正是叛臣武头的世袭领地。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即当退之时,佛教徒众多,于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皆有甚大影响。”(《金明馆丛稿初编》)而藩镇割据之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之干扰破坏也莫不如是。当时藩镇擅权的局面,造成社会经济的破产。然这只是问题之一端,其更重要的一端,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其第二个更大的影响,则为藩镇政权下之社会文化水准之降低。”(《国史大纲》)“风俗与化移易”,不仅指现下的藩镇政权与过去中央集权之差异,更指“胡化”这一层。藩镇辖区文化的衰微,是“胡化”的直接结果。而河北三镇的“胡化”,因南北朝长期之民族迁徒造成,至“安史之乱”更是日甚一日。关于这一气运的推移,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里已作有力之论证,足资参考。所可注意的是当地“胡化”后的社会情态。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蓄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孚非攻守战斗之事。

  卢秀才虽为汉人,“胡化”已深矣!像这样的例子,于其时、其地是不可一二数的。汉人尚且如此,本为胡籍者,原就不崇文教,无怪要视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以韩愈之素学孔孟之道,又有鉴于这一特殊的社会局势,“尊王攘夷”自然就成了他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应当提及,儒家学说解释“华”、“夷”之别,已不是从“血统”上区分之,而是以“文化”区分之(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正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依此,韩氏古文运动的实际意义则在维护华夏传统文化,并寄望通过文化的复兴以拯救涣散不堪的集权领导。“风俗与化移易”六字即在文化层面子河北一地以否定,饱含了韩愈深沉的社会忧思,也表现了他对藩镇割据势力“不臣其臣”的隐曲暗示和深刻讥讽。“文章关世运,讵谓不然!”(胡应鳞《诗数》)只是韩愈将此一段纷乱而复杂的史实模糊化了,代以“风俗与化移易”统括之,“然”字是含有暗讽的转折,并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现实中来,突入问题的实质,含蓄地托出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和看法,以“恶知”、“聊以”等虚词隐约其意,又以“古”、“今”二字作对比、呼应,含蓄隐微,意味特别隽永。

  文章再一次出现“董生勉乎哉”一句,自然不是上一次语意的复叠。河北地方在强藩割据下风气已与古代不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董邵南能合于古之燕、赵,自不能合于今天之河北,对此韩愈不以直言道破,而欲以董生的河北之行来验证,似乎仍赞成董生去河北,但此中深微之意,读者不能不察。朱宗洛《古文一隅》卷中道:“本是送他往,却要止他住,故‘合’一层易说,‘不合’一层难说。”但愈是艰难,愈足以看出韩文欲言又止、曲尽吞吐的妙处。韩愈避开正面,从侧面表达,我们可在隐微婉曲的文辞里,体会作者“不显山,不露水”的巧意。如果说前一句尚在鼓励董生往河北,这一句则是要董生慎重思量,甚至直是要董生不能去!再质言之,前文送是“发乎情”,现在劝是“止乎礼义”。

  最后一段。“吾因子有所感”,“感”是交错复杂的。其一,有感于董邵南因“不遇时”,而亟寻出路的苦闷,韩愈《磋哉董生行》长诗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等句,即是从另一方面展示了董生出行、投奔藩镇的原因;其二,担心董邵南投靠藩镇,糊涂了去就之理,背叛朝廷,损害了忠义的名节。

  于是有了“为我吊望诸君之墓”一句。望诸君,即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乐毅。史书上关于乐毅事迹的记载很多,读者可以想到他辅佐燕昭王报强齐伐燕之仇,下齐七十二城;也可以想起燕惠王中齐国田单之反间计,使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被迫逃奔赵国……惟韩愈嘱咐董生拜祭望诸君墓地,却意在启发董生记起乐毅即使在去国离乡之际,仍怀有对自己祖国的忠诚之心,读他《报燕王书》:“臣闻士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见《史记》)的话语,董生不致无所感发。这里的创新在于这一句话体现了韩愈用事的特色。他不以直言喷薄的笔法来表达辞意,而借乐毅事迹所暗含的意义,寄慨遥深,希望董生能有感于斯而领悟去就之义,做一个忠志之士。韩愈以史例今,通过在燕、赵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托请乐毅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赞颂他磊落的胸怀,以此感化董生,达到劝诫的目的。这样一来,文章的韵味和思想内涵就远比直陈其事要超越多了。

  文章结尾深意蔚然,前番仿佛掘井一般层层递进的文意,算是水到渠成了。“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召唤狗屠这些流落在外的慨慷之士入朝出仕,那么董生还应到外面去吗?于是,由送行变为劝阻,反意正说,且与文章首句遥相应承,主旨凸现无碍。以董邵南的颖悟,决不至闷墨不省而不解韩愈对朋友大义相勉的诚挚用心。

  李耆卿《文章精义》曾云:“文章短而转折多,气长者,韩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读孟尝君传》是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韩文多转折多层次的艺术构筑,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意味,给作品增加了厚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