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

【译文】

　　太史公、供牛马般奔走的司马迁再拜陈说。

　　少卿足下：以前，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要顺应时世来处理事情，把推举贤人、引进才士当作责任。来信的辞意和语气诚恳而真挚，好象在抱怨我不听从您的指教，却随着一般人的意见而改变主张，我是不敢这样做的呀！我虽然无才无德，但也曾听说品德高尚的长者遗风。只是自以为身体残缺、地位下贱，一行动就遭人指责，想做点贡献却反把事情搞坏，所以才心情抑郁，无人诉说。谚语说：“为谁而干呢？又让谁来听呢？”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为什么呢？因为士人只为知己者效力，女子只为喜欢自己的人美容。至于我身体已经残缺，即使怀抱象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才华，行为又象许由、伯夷那样高洁，还是不可自以为光彩，这样反而会使人感到可笑以致自取侮辱。您的来信本该及时答复，但正碰上我跟从皇上东巡归来，又忙于低贱的琐事，彼此相见的机会很少，忙忙碌碌没有片刻的空闲可以让我倾诉衷肠。现在，您背着后果不堪设想的罪名，再过一个月，就到冬末了，而我又将被迫跟从皇上到雍地去，担心您会突然遭到不幸。那样我就永远不能把满腔悲愤向您诉说，而您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抱恨无穷的。请让我简略地陈述一些偏狭、浅陋的意见。这么长时间不给您回信，请不要责备。

　　我曾听说：“增加自身的修养是智慧的仓库；乐于施舍是仁的开端；获取和给予恰当是守义的标志；以被侮辱为可耻是具备勇敢的先决条件；建立功名是行动的最高目标。”士人具备了这五种品德，然后可以立身处世，跻身于君子的行列。所以，祸害没有比贪利更悲惨了，悲哀没有比伤心更痛苦了，行为没有比祖先受辱更难堪了，而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巨大了。受过宫刑的人，不能同正常人相提并论，这不仅当今之世如此，历史上由来已久。从前，卫灵公和宦官同车，孔子就出走陈国；商鞅靠景监被秦孝公召见，赵良就替他担忧；赵谈陪汉文帝坐车，袁盎就勃然变色；自古以来就是鄙视宦官的。中等才能的人，只要事情同宦官有关，没有不自感气馁的，更何况慷慨激昂之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又怎么会让受过宫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英俊呢？

　　我依靠先人未竟的学术事业，才得以在京师做官，至今已二十多年了。所以我想：对上，不能献纳自己的忠信，获得有奇策和才能的声誉，从而取得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为皇上拾缀遗漏、弥补缺失、招纳贤才、引进能人，使山岩洞穴之士扬名于世；对外，不能参加军队行列，攻打城池，作战野外，建立斩杀敌将、拔取敌旗的功勋；最次，不能累积年资和功劳，获取高官厚禄，以此为宗族和朋友增光。这四条没有一条实现，不过是勉强容身，没有尺寸之功，也就由此可见了。过去，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奉陪于外廷发表一些微议。不在这时申张国家的法度，竭尽智谋，到现在形体已经亏缺，当了一名打扫台阶的差役，身处下贱之辈的行列，却要昂首扬眉，评论谁是谁非，不是也太轻视朝廷、太羞辱当今的士人了吗？唉！唉！象我这样的人，还说什么呢？还说什么呢？

　　而且事情的本末是不容易搞清楚的。我少年时自恃有骏马般不可羁绊的才华，但长大后并没有在故乡获得好名声。幸亏皇上因为我祖先的缘故，使我得以奉献微薄的技能，在宫廷里进出。我以为头上带了木盆怎么能够望见天空呢？所以谢绝宾客的交往，忘记家庭的私事，日日夜夜思考竭尽自己并不出色的才干和能力，一心一意地克尽职守，以求得皇上的亲近和好感。但是，事情却远远不是这样。

　　我与李陵，同在侍中曹任职，素来不是好朋友。彼此的好恶不同，所以未曾在一起喝酒，尽情地欢乐。然而，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的确是一个奇士，他侍奉父母很孝顺，与士人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廉洁奉公，获取和给予都符合礼义，懂得名分和差别而能谦让，恭敬节俭，甘居人后，常想奋不顾身地去排解国家的急难。他这些长期养成的好品德，我以为有国士的风貌。一个大臣出于宁肯万死而不求一生的意念，奔赴国家的危难之地，这已经很难得了。现在，他办事一有不妥当，那些只会保全自己的身躯和妻儿的大臣紧跟着就夸大他的短处，我实在私下感到痛心。况且李陵带领的步兵不足五千人，深入敌方阵营，到达匈奴王驻地，在虎口垂饵诱敌，气势凌厉地向强悍的匈奴挑战，向群山之间的匈奴大军发起仰攻，与匈奴王接连战斗了十多天，杀伤敌兵超过了自己将士的人数，以致敌寇救死扶伤都来不及。匈奴的君主、长官们都感到震惊和恐怖，于是全数调集了左、右贤王的军队，征发善长弓箭的百姓，全国一起进攻和围困李陵。李陵转战数千里，箭矢用尽，兵退绝境，而援军迟迟不至，死伤的士卒堆积遍地。但只要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兵，士兵没有不强撑起身体，流着眼泪，以血洗脸，以泪解渴，拉开没有箭的空弓，冒着寒光闪闪的锋刃，争着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还没有覆没时，有信使来报捷，朝中的公卿王侯都向皇上祝贺胜利。几天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食不甘味，上朝听政也闷闷不乐。大臣们担心害怕，不知如何奏对。我心里不再多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苦，实在想要献上自己诚恳的意见。我以为李陵对待部下向来先人后己，因此能赢得别人以死力效劳，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比不上他。他虽因兵败而身陷匈奴，但看他的用意，是想要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报效汉朝。这件事已经无可奈何，但他曾击败强敌，功劳也足以颁布天下了。我心里想陈述给皇上听，但却没有机会。正逢皇上召见，我就用这些意思来推崇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舒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怨恨李陵的言辞。我没能彻底表达清楚，以致英明的皇上不能进一步了解，反以为我在诋毁贰师将军，而有意为李陵说好话，于是就把我交司法官审判。耿耿忠心，终于无法自我表白，因而指责我欺蒙皇上，皇上终于听从了狱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困，钱财不足以为自己赎罪，朋友无力救援，皇上的左右亲信也不为我说一句求情的话。我不是木块、石头，却偏要让我同执法的狱吏一起相处，被关押在重重监狱里，心中的痛苦可以向谁诉说呢？这些正是您亲眼看到的，我的行为处事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既然已经活着投降了匈奴，败坏了他家族的声誉，而我关在蚕室里，又被天下的人看着耻笑。可悲啊，可悲！这些事情是不容易一一数说给一般人听的。

　　我的祖先并没有获得封王赐侯的功勋，掌管文史书籍和天文历法，地位接近于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官员，本来就是被皇上戏弄、象乐工伶人一样养着，为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受到法律的制裁被杀，就象在九头牛身上去掉一根牛毛，与杀死一只蝼蚁有什么区别呢？而世人又不会把我比之于坚持节操而死的人，只认为我是想不出办法而又罪大恶极，实在无法避免，终于受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职业历来就被人瞧不起。人必然有一死，有的死比泰山还要重，有的死比鸿毛还要轻，这是因为死的目的不同。首先，不使祖先受辱；其次，不使自己身体受辱；其次，不在道理和颜面上受辱；其次，不在言辞上受辱；其次，被捆缚受辱；其次，被囚禁受辱；其次，戴上木枷绳索被人抽打受辱；其次，或剃光了头、或头颈上戴着铁链受辱；其次，毁坏肌肤、截断四肢受辱；最下等的，就是遭受宫刑，这是达到极点了！《礼记》中说：“刑罚不能加于大夫以上。”这是说士大夫的节操不可以不勉励。猛虎处在深山之中，百兽为之震惊、恐怕，等到它落进了陷穽、关进了笼子，就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长期威力渐渐制约它的结果。所以，在地上划圈为牢，气节之士势必不肯进去；用木头削成狱吏，气节之士也认为不能受它审讯：他们的打算非常的明确。现在，手足交叉，戴着木枷、绳索，肌肉、皮肤暴露在外，遭受竹鞭和棍棒的抽打，被关押在监狱之中。在这个时候，见到狱吏就叩头触地，见到狱卒就战战兢兢不敢喘息。为什么呢？这是受到威压逼迫而逐渐形成的局面啊。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说没有遭受侮辱，就是所谓的“厚脸皮”，还有什么尊贵可言呢？况且，西伯，是一位霸主，却被拘禁在牖里；李斯，是秦朝的丞相，却受遍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楚王，却在陈地被拘捕；彭越、张敖，曾南面封王，却下狱判罪；绛侯周勃诛杀了诸吕，权力超过了春秋“五霸”，却被关进请室；魏其侯窦婴，身为大将，却穿上囚衣，戴上了三枷；季布卖身为朱家家奴；灌夫关进居室蒙受侮辱。这些人都位至王侯将相，名声远播邻国，等到犯罪以至法网加身，不能果断自杀，结果落在肮脏的尘埃之中。古代和今天是一脉相承的，怎么能不受到侮辱呢？由此而言，勇敢和胆怯，坚强和懦弱，都是具体形势造成的。我终于明白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在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就已自杀，已经有点卑下了，到了遭受鞭打的时候，才想到要以自杀来保持节操，这不是已经走得更远了吗！古人之所以加刑于大夫时极为慎重，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人天生的感情都是热爱生命，害怕死亡，思念父母，顾及妻儿的。至于被正义和真理激动起来的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现在，我很不幸，双亲早亡，没有兄弟姐妹，独自一人孤单地生活。您看我对妻儿的态度怎样？况且勇敢的人不必为了名节而死，懦夫仰慕高义，又何处不在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弱，想苟活偷生，但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界线，怎么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的侮辱之中呢？就是奴婢还能够下决心自杀，更何况象我这样的不得已呢？我之所以暗暗地忍受，苟活偷生，关在粪土般污秽的监狱里而不肯去死，就因为抱恨自己心中还有未实现的理想，如果在屈辱中死去，我的文章才华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自古以来，富贵而名声埋没不传的人，多得无法记载，只有豪迈不受拘束、非同寻常的人才能流芳百世；西伯被拘囚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处于困境而写成了《春秋》，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于是创作了《离骚》；左后明失明，才完成了《国语》；孙膑膝盖被截，撰修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吕氏春秋》却流传于世；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这才有了《说难》、《孤愤》；《诗经》共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为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情意郁结，不得舒展，所以才追述往事，而希望于将来的。至于象左丘明眼瞎，孙膑腿断，他们认为永远不可能被起用了，退下来著书立说以抒发心中的愤懑，想借助留传后世的文章来表现自己。我私下里不自量力，最近靠着拙劣的文字，收集记载了散失于天下的旧说遗闻，考证其中的事件，推穷历史上成败、兴衰的道理。上从轩辕黄帝开始，下到当今为止。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也就是想要探究自然和人间的关系，弄通自古至今的变化规律，成为一家之言。草稿还没有完成，正好遇上那场大祸，我痛惜全书未完，所以即使受最严厉的刑罚也毫无怨色。如果我著成那本书，就要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传给能够理解它的后人，在四通八达的都市里散布。这样，我从前被侮辱的旧债就能偿还了，即使被千刀万剐，我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话只能对有知识的人说，难以同一般人谈的。

　　再说，背着污辱之名的人不容易安生，地位卑贱的人常常被诽谤、议论。我因为多说了几句话遭到了这次灾祸，深深地被故乡人耻笑，侮辱了祖先，又有什么脸面去给父母亲上坟呢？即使百代之后，这种侮辱也只会加重！所以我天天痛苦之极，居家则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门则不知要到哪里去。每当我想起那种耻辱，冷汗就从背上渗出、浸湿了衣服。我简直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身而退、深藏到山林岩穴中去呢？所以暂且只好随波逐流，见机行事，以自我宽解内心的愤怒与矛盾。现在您少卿却教我推举贤人，引进才士，不正与我内心的想法相反吗？时至今日，我即使想要修饰打扮，用美妙的言辞为自己解脱，也无济于事，一般人不会相信，只不过自取侮辱罢了。总而言之，到我之后才能确定谁是谁非。信中不能尽情表达心意，所以简略地陈述我偏狭浅陋的意见。谨再次叩首。

　　【解析】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前91）朝中发生巫蛊案，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所以，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

　　《报任安书》原文较长，选作课文时作了删节。原文开头述对方来信之意和自己回信迟的原因，为保持课文的相对完整性，仅删去说明回信迟的原因这一部分。以下先说自己是“刑余之人”，“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因而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资格，婉言谢绝任安的要求，然后详述因为替李陵说情而获罪的经过。这一段内容其实是表白自己之所以不能为任安辩白，并不是由于缺乏仗义直言的勇气，自己曾为李陵辩护就是明证。这部分是下文的铺垫，因为过长，只好删去。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对这封信的评价是：“幽而发愤，书亦信矣。”颜师古注：“言其《报任安书》自陈己志，信不谬。”课文节选信的下半部分，就是为了突出“幽而发愤”“自陈己志”这个主题。

　　全文共分4段。

　　第1段，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本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

　　第2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可分为三层。

　　第1层，从“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

　　第2层，从“人固有一死”至“殆为此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承上（死得有没有价值）启下（辱与不辱的区别）。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接着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

　　第3层，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司马迁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对生命和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第3段，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

　　第1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

　　第2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第4段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创作背景】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汉书.司马迁传》：谓“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报任安书》是在他任中书令时写的。此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后载于《汉书》本传。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史记》卷一百四《田叔传》后附有褚先生所补的《任安传》。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此信写于武帝太始四年十一月（公元前93年，这年司马迁53岁）。当时任安因事下狱，状况危险，所以书信中虑及任安的死。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做法，其实太子并非真反只是因“巫蛊事件”被冤枉没办法了，想杀江充以自保。

　　关于任安的说法，上述可谓为一说。但亦有其他说法，即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时，因其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持两端”做法，而为汉武处死。在此时，任安希图以“推贤进士为名，要求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给予帮助。而司马迁因为自己的处境很难帮他这个忙，便写了这封报任安书。这才是为什么司马迁在任安临刑前给其写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