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著《国史大纲》书成自记

明国二十二(公元1933年)年秋,余始于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讲席。是课每周四小时,一年而毕。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之尤难也。若求委悉周备,则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栋塞屋者,其书具在,学者昕夕从事焉,斯委悉周备矣,然非一周四小时、一年之功所能赴也。

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宽狭长短,一视与其“体”之相副相称以为度。

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谓专门名家之业也。否则左右采获,牵引拼凑,可以至于无穷。于其牵引拼凑之中,而调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当,此仅似于一种狭义之类书,非史业也。大抵余于此课,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欲求于此四十余题中,叙述我先明国史大体,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教授通史,最为不易。舍钱先生这样的博学硕儒,谁能当此重任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学者苦于听受,群要余为讲义。余曰: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无已,姑约余所讲为纲要,聊备诸生笔记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讲,必编一纲要,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

然又恐诸生久习于此,则事近策括,以谓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学首先应是史料之学。学史之人,须牢记“实事求事”四字,立论时不可有一字一句无出处。乃别选一参考材料以副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纲要编至东汉,自嫌太简,遂未继续。并谓讲堂大义,学者自可笔记,乃独发参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觉参考材料,杂碎零乱,无纲要以贯通之,则如散钱无串,学者得此,华离斑斓,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计,另编国史读本,供学者课堂外之阅读。并诏诸生,治通史必贵有“系统”,然系统必本诸“事实”。见仁见智,系统可以相异,而大本大原,事实终归一致。不先通晓事实,骤求系统,如无钱而握空串,亦复失其为串之意。大学课重,即如司马氏通鉴,学者已苦不能终卷,而中学教课,风气所趋,亦竞为条贯,不详实事。

至大学治通史,更不能反而专讲一件件的事实。如是则学者所得惟系统、条贯,而无史实。卒之所谓系统、条贯者,皆空谈,皆私见。空谈私见可以万异,而历史事实只有一真。因再约通鉴及续通鉴、明通鉴诸书。提要钩玄,编为读本,以补学者进治通史之预备工夫。

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读本凡得百万字。凡读本所取裁,一以与课堂讲述相副相应为主,其详略轻重之间,视袁氏纪事本末诸书,有大相径庭者。以谓学者于课堂外先治此书,不仅可药高心空腹之病,并可由此启途,进窥史籍之原本也。

又越年,又嫌学者于本国文字素养太浅,读本虽简要,然皆摘录史籍原文,学者骤睹,如入异国,转不如其读西书之怡悦相熟。其于文义真际,已难领悟,至于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种种茫然,更属所苦。乃拟就读本中择其凡为史籍专名及义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释。然注释之事多涉考订,又求与学者领悟之学力相应,其事乃大不易。课繁力绌,卒未有成。如是则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

二十六年秋(公元1937年),芦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诸生听余讲述,颇有兴发,而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为憾滋深。因复有意重续前三年之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

是年五月间,乃自魏晋以下,络续起稿,诸生有志者相与传钞。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余以是稿未毕,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九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所居与航空学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乃又转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续竟我业。而学校开课之期已至。昆明尘嚣居隘,不得已,乃往来两地间。每周课毕,得来山中三日,籀绎其未竟之绪。既乏参考书籍,又仆仆道涂,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宁定。余尝致书友人,谓:“此书难垂成,而非意所惬。何者?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盖此书属稿中之实况也。逮魏晋以下全稿粗具,还读三年前东汉以前旧稿,又嫌体例、文气、详略之间,均有不类,乃重复改为。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则先后亦十有三阅月矣。

然此书虽草略,其所以为此书之意,则颇有当为国人告者,因别为引论一篇。辞繁不杀,读者哀其意可也。至于引论所希,此书未必足副,读者当分别观之。

此书一本所携笔记,缀集而成,而笔记随时摘录,颇多疏忽。大率未注出处,忘记篇卷。此书因一律削之,不更标举;偶载来历,转成例外。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亦不备详,义取一律,非敢掠美。

书成仓促,相知惟汤君锡予,时时读其一、二篇,有所商讨。平生撰述,每不敢轻易发布。自问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见之定。虽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宽其神明之内疚。

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读此书者,无论大端小节,凡此书疏漏谬误处,若蒙贻书相告,一字之与百章,皆吾师也。敢不虚衷拜嘉,谨诚心以祷祝之。

明国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钱穆记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