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费曼先生》教授鼓手上舞台

我曾经教过一系列的物理课程,阿狄生-韦斯理(Addison-Wesley)出版公司要将它编成一本书。有一次吃午饭时,我们谈起这本书的封面应该画些什么。我觉得,既然这些课程是真实物理世界和数学的混合体,那么封面可以用一个鼓为背景,上面画些数学图形——一些圆圈、线等,用以代表鼓面振动时的静止点。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尤其是书里头也有讨论到鼓面振动这个问题。

书出版时,封面是很简单的一大片红色,但不知怎的,在序言里却有一张我在打鼓的照片。我想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为“作者希望书里有张打鼓的图片”。总之,每个人都很好奇,为什么那套《费曼物理学》(Feynman Lectures)的序言里。会有张我在打鼓的照片?因为鼓上又没有什么数学图形把我的想法表达清楚(不错,我很喜欢打鼓,但那是另一回事)。

在罗沙拉摩斯时,工作压力非常大,没有什么消遣,没有电影院或什么的。但我在那里已废弃不用的男童学校内,找到一些他们搜集回来的鼓——罗沙拉摩斯位于新墨西哥州,那里多的是印第安人的村落。于是打鼓就成为我的消遣了——有时自己一个,有时候跟其他人一起——不过随便弄些声音,随便打而已。我并不懂得什么特殊的节奏,不过印第安人打鼓的节奏还蛮简单的。那些鼓很不错,我玩得很开心。

有时候我会把鼓带到远处森林里,以免吵着别人,在那里找根棒子击鼓唱歌。记得有一次我围绕着一棵树,看着月亮,边走边打鼓,想像自己是个印第安人。

一天,有个家伙跑来问我:“在感恩节的前后,你在森林里打鼓吗?”

“是呀,是我在打。”

“噢,那么我太太说对了!”接着他告诉我这个故事:有个晚上他听到远处有鼓声,走到住在楼上的朋友那里问,他的朋友也听到了。记住,这些人全都来自美国东部,对印第安人一无所知。他们觉得很有趣:这些印第安人一定在举行什么庆典之类,两个人便决定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路走,乐声愈来愈大了,他们开始紧张起来。想到,印第安人可能派人放哨,防止外人干扰他们的庆典活动,于是他们趴下来,沿着小径匍匐前进,直到鼓声就在下个山丘后面。他们爬上山丘,很意外地发现那里只有一个印第安人,独自在进行他的庆典——围着一棵树跳舞,用根棒子打鼓,高声念咒语。两人慢慢后退,因为他们不想打扰他:这印第安人看来很像正在施展什么法术。

回家后,他们把看到的情形告诉了他们的妻子,她们说:“噢,那一定是费曼——他很喜欢打鼓。”

“别胡说了!”他们说:“连费曼都不会那么疯狂!”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们在周围打探那印第安人到底是谁。附近的保留区有一些印第安人到罗沙拉摩斯工作,其中一个是技术营区的技工;他们便问他看到的可能是谁。印第安人问了很多人,可是其他的印第安人全都不知道是谁;除了一个印第安人,因为没有人能跟他讲话。这个印第安人很以本族为荣:他留着两条垂到背后的大辫子,头总是抬得高高的,走到哪里都很有尊严的样子,永远单独一个人,没人能跟他讲话。他太有威严了,根本没人敢跑去问他任何东西。最后大家一致认定一定就是他了。(当我发现他们认为我可能是那么典型、那么了不起的印第安人时,我觉得很高兴,那真是一项荣誉。)

而跑来问我的那个家伙,只不过是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罢了——作丈夫的总是喜欢证明他们妻子是错的;但跟其他许多当丈夫的一样,他发现他太太猜对了。

鼓 艺 日 精

我的鼓打得愈来愈好了,有时候在一些聚会里我也会表演一下。其实我也不晓得自己在打些什么,只不过随意弄些有节奏感的声音出来而已,但我因此就有点名气了。罗沙拉摩斯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喜欢打鼓。

战争结束后,我们全都要回到“文明世界”中去了,罗沙拉摩斯的人便笑我说,从此我就没法打鼓了,因为那太吵了。也因为我快要到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当个有威严的教授,我便把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才买来的鼓又卖了。

接下来的暑假,我必须回到新墨西哥州去完成一些报告,在那里又看到那些鼓。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又去买了一个鼓,我想:“这鼓带回去,只是为了随时可以看看它而已。”

我在康奈尔住在一个小公寓中。我把鼓放在那儿,完全作观赏之用。但有一天,我真的手痒了,我跟自己说:“这样吧,我就很轻很小声的……”

我坐下来,把鼓放在两腿之间,用手指轻敲:卜卜卜,卜度、卜。然后又敲了几下,声音更大——毕竟这对我是很大的诱惑呢!我又更用力一点,最后电话铃声响起来。

“哈罗?”

“我是女房东。是你在那里打鼓吗?”

“是,很对不——”

“很好听呢。我能不能到你那里好好听清楚一点?”

从那时起,每次我开始打鼓、女房东就会跑来。我重新获得自由了,从此我就经常打鼓,快乐得不得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认识了一位来自比属刚果的女士,她送了我一些民族音乐的唱片。在当时来说,这类唱片是很稀罕的,全是些瓦图西(watusi)及其他非洲部落的鼓乐。我真的很崇拜那些瓦图西鼓手,也经常试着学他们的打法——我没法打得很像,只不过希望听来相似而已——但因此我也发明了很多其他的节奏。

有一个晚上,已经是深夜了,活动中心里没几个人。我拿起一个垃圾桶,把它翻过来敲打。楼下有个人跑上来说:“嘿!你会打鼓!”结果发现他是个打鼓高手,后来他还教我桑巴鼓。

音乐系里有个家伙搜集了很多非洲音乐,我经常跑到他家打鼓。他替我把鼓声录下来,然后在他举行的聚会上,玩他称之为“非洲抑或是绮色佳?”的游戏。他会播放一些鼓乐,其他人就猜猜看音乐是“非洲制造”还是“绮色佳的土产?”由此可知,我那时候摹仿非洲音乐一定学得蛮像的。

知 识 分 子 味 太 浓

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我经常到落日区闲逛。有一次,在一家夜总会里来了一个阿尔及利亚的鼓乐团。领队的是个大块头,名字叫尤哥努。他们只表演打击乐,表演精彩极了。他们的副领队对我特别好,还邀请我上台跟他们一起表演。于是我上台跟他们一起玩了一下。

我问尤哥努收不收学生,他说收;于是我就到尤哥努住的地方——靠近世纪大道,就是后来发生暴动的地点——跟他学打鼓。我们的课上得很没效率:他经常拖拖拉拉,跟其他人讲话,又被各种事情打断。但如果进行顺利时,我就学到很多东西,很令人兴奋。

在尤哥努家附近的舞会,很少有白人参加,但事实上,那时的气氛较今天还比较轻松。有一次他们举办打鼓比赛,获得的名次并不怎么好。他们说我的鼓声“知识分子味太浓”了,而他们的鼓声则比较有韵律感。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语气严肃的电话。

“哈罗。”

“我叫托鲁布烈治(Trowbridge),是理工学校的校长。”理工学校是一家很小的私立学校,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对街。托鲁布烈治继续用他那正式的声音说:“这里有你的朋友,想跟你说话。”

“好吧。”

“哈罗,狄克。”是尤哥努!原来理工学校校长只是装的,他并不那么严肃,事实上还幽默得很。尤哥努正在这学校进行访问,弹奏音乐给学生听,而他想请我过去跟他同台表演。于是我们便一起为这些小孩表演打鼓:我玩桑巴鼓(鼓就放在我办公室内),他打他的探巴大鼓。

尤哥努经常都到各学校拜访,向学生讲非洲鼓、它们的意义以及介绍非洲音乐。他很有魅力、笑容可掬,是个很好、很好的人。而他的鼓声精彩极了,他还灌了唱片呢。当时他在学医科,大战开始时 (还是之前?)他回了阿尔及利亚;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尤哥努离开之后,我再没怎么打鼓了,除了偶尔在聚会上表演一两下。有一次在雷顿(Robert Leighton)家吃晚饭,他的小孩瑞夫和另一个朋友问我要不要打鼓。我以为他们是要我表演独奏,便说不要。但他们开始在家里木桌上敲起来,我的手也痒起来了;我也提了张木桌,我们三个人就用这些小木桌玩了很久,弄出许多很有趣的声音来。

瑞夫和他的朋友鲁替梭沙都很喜欢打鼓,我们便开始每星期聚会,舒散身心,研究一些节奏和韵律。他们两人可真的是音乐家,瑞夫玩钢琴,鲁替梭沙奏大提琴。我只会敲些有节奏感的东西,完全不懂什么音乐,我只是照音符敲而已。但我们编出了很多很好听的节奏,还到一些中学里表演。我们也在附近一家大学替他们的舞蹈课伴奏。我在布鲁海汶工作时,就曾这样做过。觉得很好玩。我们自称为“三夸克乐团”——单从这名字,你就知道那是什么年代了。

教 授 登 台 打 鼓

有一次,我到温哥华给学生演讲,他们在一个地下室举行聚会,请了一队摇滚乐队来表演。乐队很不错,而刚好有只多出来的颈铃放在那里,他们便鼓励我试试。由于他们的音乐很有节奏感,而颈铃也只不过是个配角,因此我是绝对不会把他们的音乐搞砸的。我后来还真的玩得很起劲呢!

聚会结束后,主办人告诉我,乐队队长说:“哇,跑来玩颈铃的那个人是谁呀?他真会用那东西弄出好听的节拍来!噢,对了,这个聚会是替哪个大人物办的呢?他始终没来参加,我还不知道究竟是谁!”

在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个剧团,部分团员是学校的学生;其他的来自校外。碰上有些跑龙套小角色,像前往逮捕犯人的警察之类的,他们会找些教授来演。这只是好玩而已——教授跑来,逮捕一些人,就下台去了。

几年前,他们要上演《男生和女生》,其中一幕是男主角带女主角到哈瓦那(Havana)一家夜总会里。导演觉得如果能找我上台扮演夜总会的桑巴鼓手,也很不错。

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排练,女导演指着乐队指挥说:“杰克会把乐谱拿给你看。”

这下把我吓呆了,我从来不懂得看乐谱。我以为我只需要走上台,随便敲敲鼓而已。

杰克坐在钢琴那里,他指着乐谱说:“好,你从这里开始,看到了吗,你这样打。然后我弹登、登、登”——他在钢琴上弹了几个音符。翻到下一页,他说:“接下来你奏这部分,然后我们一起暂停,让他们对话,在这里”——他再翻了好几页,说:“最后你奏这部分。”

他给我看的这些“乐谱”是一大堆奇形怪状的“×”夹在横的直的线条中间。他不断地告诉我这些东西,以为我是个音乐家:但我根本不可能记住这些东西。

很幸运,第二天我病了,没法去参加第二次的排练,我请瑞夫替我去。由于他是个音乐家,他会很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瑞夫回来说:“那还不太坏。开头的时候你不能出错,因为你是起拍者,乐团的其他人等你的节拍才跟进,但在这之后就可以随兴地打了。有一段我们要停下来让他们讲对白,但我想我们可以靠指挥的手势知道什么时候该停。”

在这之前我说服了导演让瑞夫加入,因此我们将会同时上台。他玩探巴,我打桑巴鼓——那会减轻我太多压力了。瑞夫告诉我怎么打,那节拍一共大概只有二三十拍,但不能出错。我从来没有试过打鼓而不准出错的,那对我而言十分困难。瑞夫很有耐性的解释:“左手、右手、两下左手、再来右手……”我很努力练习,最后,慢慢地,我开始把握到那节拍了。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很多天——才弄对。

为 芭 蕾 舞 团 击 鼓

几星期后,我们再去排练,发现那里有个新的鼓手——原来的鼓手不干了。我们自我介绍:“嗨,我们就是在哈瓦那那一幕在台上打鼓的。”

“噢,嗨,让我把它找出来……”他翻到那一页,拿出鼓棍说:“噢,这场由你们开始,这样……”棍子在鼓边直敲,乒,乓,乒加乒,乒,乒,打的飞快,眼睛都在看着乐谱!我完全被震慑住了。我花了4天才把节拍弄对,而他却随看随手打!

总之,在练习又练习之后,我终于完全把握住节奏,在剧中表演。表演非常成功。大家看到有个教授在台上表演桑巴鼓,都觉得很有趣,音乐也不太差;但开头那一段,就是不能错的部分,那真的很难。

在哈瓦那夜总会的那一幕,部分学生要跳一段舞,需要找人编舞。于是导演找来加州理工学院某人的太太来编并教那些男孩跳;她是环球制片公司的编舞家,很喜欢我们的鼓技。当剧团表演结束后,她问我们愿不愿意到旧金山为一个芭蕾舞团伴奏。

“什么?”

是的,她正要搬到旧金山去,在当地的一家小芭蕾舞学校替他们负责编舞。她有个构想,是编一出只用打击乐为背景音乐的芭蕾舞。她希望我们在她搬家之前到她家,把我们会的各种节拍都打给她听,她再从中找灵感编一个跟节拍配合的故事。

瑞夫有点不愿意,但我怂恿他一起参加这次新经验。我唯一坚持的是,她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个物理教授、诺贝尔奖得奖人之类的废话。我不希望,就像约翰逊(SamuelJohnson)说,如果你看到一只狗单用后腿走路,了不起的不是它走得好,而是它会那样走。我不希望我是以物理教授的身份去表演打鼓,她要跟别人说,我们是她在洛杉矶找到的音乐家,现在跑来替他们打鼓而已。

我们到她家,把我们研究出来的各种节奏都表演出来。她记了好些笔记,同一天晚上,她就想好了故事,说:“好了,我要52次这一下,40节那个,这个多少多少……”

我们回家,第二天晚上在瑞夫家里做了一卷录音带。我们把所有节拍都打了几分钟,然后瑞夫利用录音机进行剪接,以达到她要求的长度。她拿了一个复制本到旧金山,开始训练那里的舞蹈人员了。

同一期间,我们要按照录音带上录下的鼓乐来练习:52次这个、40节这个,之类。那时我们即兴打下的鼓乐(还经过剪接),现在我们却要丝毫不差地学会。我们要摹仿自己的鬼录音带!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数节拍。我以前认为瑞夫知道怎样数,因为他是个音乐家;但我们同时发现一些好笑的事情。我们脑袋中负责打鼓的“表演部门”,同时也是负责数数的“讲话部门”,因此我们无法边打边数!不过,后来到旧金山参加第一次排演练习时,我们发现可以单靠看着舞者的动作,而不必再在心里数节拍。

由于我们假装是职业音乐家,因此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情。例如,有一幕说到一个女乞丐在加勒比海的海滩上筛沙子,而那里有些早已出场的贵妇人。编舞家用来配合这一幕的音乐,是用瑞夫和他爸爸好几年之前自制的一张鼓打出来的。原本我们没法从这个鼓敲出什么好听的鼓声,但后来我们发现,如果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椅上,把这个 “怪鼓”夹在我们膝盖之间,一人很快速地用两根指头敲“必打、必打、必打、必打”,另一人两手用力按鼓面上的不同地方,就可改变鼓调。现在它就发出“波打、波打、必打、必打、波打、波打、巴打、巴打”的各种有趣声音。

像 极 了 职 业 乐 师

扮演女乞丐的舞者,希望鼓声的起伏能跟她的舞配合(我们的录音带中这一段是随意录的),于是她想跟我们说明她的动作:“首先,我做这个动作4次,然后我弯腰筛沙子,8拍;然后我站起来这样转身。”我很清楚我根本没法跟得上她在说的,便打断她说,“你尽管跳好了,我会配合着打。”

“你不想知道我会怎样跳?瞧,当我跳完第2次筛沙子的部分之后,我会这样跳8拍。”没有用,我什么都记不得,正想再次打断她的话,突然记起这个问题:那样我看起来不会像个真正的音乐家!

幸好,瑞夫替我掩饰得很好,他说:“费曼先生碰到这种情形时都自有他的一套。他喜欢很直接的、很直觉地边看你跳舞边创造动感。让我们先那样试试看,要是你不满意,我们再修改。”

她是个一流的舞蹈家,你简直可以感觉到她下一步要做什么。如果她正要弯腰挖进沙里面,她会先准备好挖沙的动作,每个动作都很顺利、很平稳,同时也可以预期得到的。因此事实上还蛮容易按照她的动作来弄出“必兹兹、必殊殊、波打或必打”的声音,而她也很觉满意。于是我们很险地度过差点穿帮的一刻。

芭蕾舞演出很成功,虽然观众不算多,但所有来看的观众都很喜欢。

去旧金山参加排演,到表演之前,我们对整个构想都不是那么有信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觉得那位编舞家发神经病:首先,整出舞只用打击乐;第二,他认为我们够资格替芭蕾舞配乐,还要付我们钱,这真是够疯狂!对我这个从来没有受到什么文化薰陶的人而言,最后却成了芭蕾舞团的职业乐师,实在是我一生中的莫大成就!

起先,我们也认为她找不到愿意跳我们鼓乐的舞者(事实上,就有位来自巴西的大明星——她是葡萄牙领事的夫人——认为这个舞不值得她跳了)。可是其他的舞者却好像很喜欢我们的鼓乐,第一次排练中替他们打鼓时,我就感觉十分畅快。当他们实际听到我们的鼓声时(之前他们都只用一个小卡带录音机来播放我们的录音带),喜悦之情是那么的真诚,让我信心大增。而从观众的评语中,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大大的成功。

那位编舞家还想在春季时,再用我们的鼓乐来编另一出舞,于是我们又重复每个步骤。我们录下更多的节奏,她又编了个故事,这次以非洲为背景。我跟加州理工学院的蒙加(Munger)教授谈,学了些真正的非洲话,在舞一开始时唱出(加华——巴努马——加华——呜之类的),而我勤加练习,直到一切都很完美。

后来,我们到旧金山排演了几次。第一次抵达时,我们发现他们有问题。他们不晓得怎样弄一些好看的象牙,他们用纸糊的难看死了;部分舞者在这些象牙前面跳舞时一脸尴尬。

我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办法,而只采取观望态度,看看接下来的周末表演时会怎么样。另一方面,我跑去探访艾尔赫 (Werner Erhard),我是在他主办的某个会议中跟他认识的。我坐在他那漂亮的房子里,听他解说一些哲学概念,突然,我被催眠了。

“发生什么事?”他说。

我双眼突出,大声呼叫:“象牙!”就在他背后的地板上,就躺着好些巨大、沉重的漂亮象牙!

他把象牙借给我们,它们在舞台上看来棒极了(芭蕾舞者全都松了一口气)——真正的巨大象牙,谢谢艾尔赫。

我们的编舞家搬到东岸,在那里上演了这出加勒比海芭蕾舞。后来我们听说她以这出芭蕾舞参加了一项编舞比赛,跟来自全美国的各路人马较劲,结果得了第一或第二名。受到这次成功的激励,她又参加了另一项比赛——这次在巴黎举行,跟来自全球的编舞者一同比赛了。她将我们在旧金山的鼓乐,用高品质录音技术录下来,带到法国去训练当地的一些舞者跳其中的一小段,这是她参赛的经过。

她表现很好,一直打进最后一个回合,只剩下两个舞团在竞争了:一团来自拉脱维亚,由正统的舞者跳出标准的芭蕾舞,外加十分优美的古典音乐;另一团是来自美国的“奇军”,团里只有两个在法国招募来的杂牌军,配乐又只有我们打的鼓声。

观众很喜欢她那一团,可是他们不是在比赛谁最受欢迎,评审最后裁定拉脱维亚人赢了。事后她跑去问评审,到底她编的舞毛病出在哪里。

“夫人,配乐不够理想。它深度不够,没有控制好起伏及强弱……”

于是我们终于发现:当我们碰到巴黎真正有文化、懂得鼓乐的人,我们就被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