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起因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话，清政府采取这种自我变革的措施可能还会往后拖很长时间。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中央层级已经设置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府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如果不是因为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刺激，以及太平天国之后整个国内中央地方格局的改变，恐怕这种大动作的自我变革还不会这么早到来。
关于自强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的起因，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说：当太平军被打得且战且退，而湘淮军节节胜利之时，胡林翼很高兴，此时长江上驶来几艘洋轮船，汽笛声突然响起，胡林翼突然晕倒了。这个故事其实是想说明，胡林翼已经意识到，虽然太平军行将覆灭，成不了气候，但劲敌还在后面，大清的真正威胁是外患，是拥有坚船利炮的洋人。现在的历史一般把这个故事作为清廷开始筹办洋务运动的引子，这是有道理的。洋务运动的确是地方势力，即湘淮军崛起以后的产物。
之前说过，长期以来，清朝统治格局的特点之一是“内重外轻”，内就是朝廷，外就是地方，这个讲的是中央地方格局。另一个是“满重汉轻”，就是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讲的是人事格局。然而，湘淮军势力起来以后，这两种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清廷能挺过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湘淮军功不可没。原来满族统治者赖以自存的军事实力已经不行了，八旗和绿营兵都已成废物，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在八里桥被英法联军消灭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能依靠湘淮军，而湘淮军也的确把它给救了，湘淮军的崛起代表了地方势力的崛起。在此以前，不管是巡抚还是总督，清朝的地方大员做任何事情都要向中央汇报，花一分钱也得向户部报销。尽管督抚的权力貌似很大，但第一，他缺乏人事权，地方州府的知州、知府乃至基层的县令，都是由中央任命，由吏部直接派遣，督抚没有什么干涉权，他唯一的权力是，当这些地方官员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可以对其进行弹劾，但弹劾能否成功也不是督抚说了算。而且，他也无法辖制比他低一级的按察使和布政使。第二，督抚缺乏财权，花一分钱也得经由户部报销。第三，督抚没有独立的军权，他能指挥的其实仅仅是自己带领的亲兵卫队。这样的地方长官，虽然来头很大，但实际上能干什么事呢？干不了什么。而湘淮军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
首先，湘淮军本身在创办之初就是模仿戚继光建戚家军的方法，实行兵为将有的制度。太平军被平定后，主要将领大多升任地方督抚，他们对地方的人事权就有了较多的干预。太平军兴起后，清政府财政渐困，便开捐官一途，大量卖官鬻爵，这使得候补的官员排成长队。虽然派遣官吏的职权仍由吏部把持，但京城派来的官员能否到地方上任还是督抚说了算，督抚那边不挂牌，这些官员有了官衔也没用。督抚还能以处理各种临时事宜为名，派遣自己人以委员的身份去地方担任督办。这种委员虽然不是官，但他的权力比正常的官员要大。前面提到了，省一级的官吏还有布政使和按察使等，他们都不是督抚的属员，只是比督抚的品级可能小一点。他们拥有不知会督抚、直接上达天听的权力。但是湘淮军兴起以后，他们就很难继续这样，这些官员很难绕过督抚单独向皇帝上奏，他们的行为开始受到督抚的极大掣肘，这就是所谓的督抚专权。而督抚之所以能够专权，很大原因就在于地方督抚之位落入湘淮军将领之手。他们通过这些手段扩大了自己对地方人事任免的干预。其次，他们有了变相的兵权。他们自己可以培植强大的直属军队，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不受朝廷的干涉。而且，他们也有了独立的财权。我们知道，最早征收的厘金，大多是地方官员自己征收截用的，后来虽然要上交一部分，但自己仍然可以留大头。
对人事权和兵权、财权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掌控之后，地方的势力就逐渐变大，原先那种内重外轻的格局就开始发生改变。地方官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不必在每件事情上都知会中央。有些比较强的中兴名臣，比如曾左李等人，他们甚至可以截留地方的关税。钱不够了，就先截留，花了再说，然后上报，中央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太大的责难。当时的态势在那里放着呢：清政府的国军实际上还在，绿营、八旗都在，但他们已经腐朽了，统治者也多次想对他们进行一些变革，但都没用。所以此时的湘淮军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军，其中主要是淮军和左系湘军，而这些事实上的国军都掌握在地方督抚的手里，而且他们不依靠朝廷发饷，可以自生自养。这样，权力的天平就很明显地偏向地方这一边。
而且，当时掌握实权的西太后还有传统的报恩观念。我之前也讲过，慈禧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戏剧。她没上过学，只是在做了太后之后由翁同龢这样一些帝师们授过几堂课，课程内容就是讲讲历代帝后的贤德故事之类，而翁同龢等人的讲课水平并不高，讲得很不好，所以估计她也没学到什么真东西。慈禧当初帮咸丰看奏折时也会批上几个，但我们今天在档案里可以看到，她写的尽是错别字。她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但超级喜欢戏剧，因此她的知识都是从戏剧中得来的。当时的戏剧有花雅两部，雅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昆曲，昆曲相对听起来比较雅，一度很流行，但到了清朝已经衰落。像西太后这种没多少文化的人就喜欢不雅的花部。花部最牛的就是各种高腔，四大徽班进京后跟其他唱腔逐渐融合而成的京剧，很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刚刚形成的京剧还很粗糙，词都不通，剧情有些地方也很荒诞，但是老百姓很喜欢，西太后更是喜欢。所谓的“同光十三绝”，就是在她这一时期红起来的。在此以前，没听过让外边的戏子进皇宫唱戏，当时在宫中唱戏的都是太监，但太监唱不好啊，于是西太后就让这些戏班进宫。我看过很多当时的老艺人的回忆录，讲起西太后都是眼泪哗哗，感情很深的。[注] 京剧这种东西，充满了传统的道德观，西太后看戏看多了，也便受了影响。在她看来，清朝的国运就是曾左李他们给救的，要感恩。说到感恩，一般的帝王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臣子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再大，也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哪会有皇帝感谢臣子的事呢。但是西太后的确就有感恩思想。所以她从来不对曾左李有什么过大的责难，虽然她也会培养一些清流[注] 去牵制一下他们（正途的清流一般都会很激烈地批评因军功而起、握有实权的地方大员），但西太后绝不会因为清流对他们的激烈批评就把他们的官帽子真的给摘了。
所以相对而言，当时地方督抚的权力的确很大。在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身份，实际主持着中国的外交几十年。李鸿章还有一个官衔就是总理衙门大臣，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非常多，最多的时候有几十个，虽然他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最能干，而且外国人最认他，因此最后便成了只有他才说了算。[注] 可见，国家政治格局转变为外重内轻、汉重满轻，乃是由当时的情势所决定的。为了应付变局，清政府不得不这样，如果坚持旧的格局，清政府就完了，清朝的统治也要终结了。满人统治集团也清楚这一点，他们并非没有动过削弱地方权力、从汉人手中收权的念头，但他们一看到现实，就把这些念头又打消了，只动了一些小手术。
参见张鸣：《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外观察》，65～68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此外，金易、沈义羚编著的《宫女谈往录》亦对西太后和京剧演员的交情有诸多描写，参见氏著：《宫女谈往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清末的清流党多是士林出身，其中张之洞、张佩纶等四人曾并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名义上奉李鸿藻为首领，而实际上张之洞乃是清流派真正的主角。张之洞的政治声望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俄伊犁交涉事件而大大提高，并得到西太后赏识。他们对于因军功而起的地方督抚多有抗争。
1896年李鸿章巡游欧美，因为此前他签订《马关条约》惹得国人共愤，西太后被迫解除了他一切官职。但国外的媒体在对其进行报道时，无不将其视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参见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