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中国近代政治史开场白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我的一个朋友曾提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历史。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但实际上我们是离不开它的。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无论是其整体还是个人，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很多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失忆状态，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课，大学本科都在开，但是名义上讲的是历史，实际上却不是当成历史课开的，而是按政治课开的，即使在历史系也是如此。这种课的主要目的是想给大家灌输一种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观念史。所谓史实，是被要求服从某种观念的。如果我们今天从一个常人的是非和真伪角度来看，这样的历史就是伪史。上这种政治课的时候，大家都兴趣不大，经常睡觉或者看小说。但别看上课的时候不以为然，其实你还是或多或少会受它影响，一到在网上谈某些事情的时候，只要涉及历史，就不知不觉地把这套东西搬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会鄙视一个假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依赖这个假的东西。这就令人很困惑。
我国的近代史，有一个范文澜、胡绳的基本模式[注] 。这种模式通常有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是帝国主义侵略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总是侵略、欺负中国。强调这样一条脉络，由此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苦难深重的，同时说明我们的落后是因为别人侵略、欺负我们造成的。另一条线索就是革命线索——三大革命高潮，从太平天国、义和团然后到辛亥革命，总之就是一个反抗、革命的过程。这样一段悲惨的近代史，一段总是折腾的历史，很容易使我们忽略从晚清以来这么多丰富的变化，不知道该怎么走后面的路，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要开放，为什么还要学洋人那一套东西。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知道近代中国是怎样融入世界的，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而只强调我们一直在革命，那么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放下革命搞建设，不会明白为什么要重新开放。结果也就只能是我们重来，再重来，重新开始鼓噪革命，重新开始鼓噪排外。可是这样一来， 我们会回到哪儿去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面临着这样的困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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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即是范文澜先生，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为近代史研究提出了“四段论”：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乃第一阶段，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为第二阶段，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为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第四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矛盾，以反封建矛盾为主；第二阶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矛盾，而反帝矛盾突出；第三阶段以反帝为主要矛盾；第四阶段以反封建为主要矛盾。而胡绳先生则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著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一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影响深远，一版再版。胡绳始终坚持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他在表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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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题的演讲，指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从顽固保守的倭仁之流到曾左李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走过至少三十年；从改良破产、戊戌政变到革命救国以至辛亥革命军起，我们花了十三年；从民主自由到“五四”打倒孔家店，我们只花了短短八年……激进的革命情怀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强。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钱穆与中国文化》，209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