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18501945年）(3)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跨越几十个世纪，并且不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就让中国的官员们很难相信野蛮的外国人具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因此，甚至直到帝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借助外事专家的帮助来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才有在极少数官员的心目中敢于或忧虑的正视中国衰弱的教训。改革者为建立一个更有效的陆军和海军的基础的努力很快消失了，这部分是由于保守的反对派，同时也因为他们并没有全身心的投入以及在真正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模式的任何举动面前表现出的畏缩。创造一个技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要求大量的科技、教育和行政改革。而19世纪的中国改革家从手准备进行这些改革。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将会有进一步的军事耻辱。在1860年为报复中国关押外交官，英法远征军竟然占领了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同年面临巨大压力的帝国政府将阿穆尔河以北领土割让给俄罗斯，显然这让俄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获得了太平洋的一个新出口。法国占领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1885年）和英国控制了缅甸（1886年）等地区是对被中国帝国政府历来视为进贡的附属国的剥夺。这些失败极其糟糕。另外，外国人控制中国海关（1863年）、邮政部门（1896年）和准许外国人建设铁路（始于1888年）似乎标志着中国统治权的最终崩溃。但是迅速刺痛中国人自尊心的不是西方人带来的耻辱，而是日本军队在朝鲜半岛的胜利（18941895年）。由于朝鲜与帝国首都紧密相连，所以中国把朝鲜视为一个最重要的附庸国。然而，1870年代日本对朝鲜产生了兴趣并最终使朝鲜政府沦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当中国试图干预时，勉强适应西方新式武器和管理模式的日本陆军和海军惨败中队。和平条约迫使中国全部撤出朝鲜，并将台湾和远离中国沿海的一些小岛割让给日本。日本还在中国大陆获得了专有的基地（辽东半岛）和赔款。
显然作为侵略中国之一的日本也加入欧洲列强之中，同时开始了在太平洋的帝国扩张。在1896年后朝鲜成为俄罗斯和日本争执的焦点，在1904年两个敌对的帝国列强间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日本轻而易举的战胜俄罗斯再次取得了胜利。战后和平条约的规定将朝鲜全部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后来朝鲜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促使日本废黜了朝鲜最后一个国王并吞并朝鲜半岛（1910年）。
日本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装备出远胜于中国和俄罗斯和陆军和海军，即使对最保守的官员来讲这都是一个不小的震撼。然而，解决中国虚弱问题的努力仍成效，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敌对的欧洲列强和日本的代理人为了寻求特殊的特许和其他利益开始渗透到中国官方。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将政府对外国人的让步是在玩世不恭的出卖国家利益。因此，尤其是在学生和其他年轻人中以推翻满洲王朝并建立真正汉人的、想必是更加爱国的政府为目标的秘密组织开始广泛发展。当皇帝实验的一些激进改革（1898年）刚开始就被一些担心丧失特权的满洲大臣颠覆时，革命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得到了新的推动。对中国无助的另外，一种激进的反应是以强烈排外的半公开组织的形式出现。西方人称其成员为“拳民”，因为他们都热衷于练习义和拳。当这些拳民攻击传教士和其他遭人憎恨的外国人时，西方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1900年），并且以中国同意赔付这些拳民所造成的损失的方式签订了条约。
中国帝国政府遭遇的各种失败使满族统治者极大地失去了信任，当1911年革命运动爆发时，几乎没有人再支持这个王朝了。因此，在没有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建立了（1912年）。但事实上由谁来掌握新政权的确没有达成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日本试图利用欧洲战争来扩大在华特权（二十一条，1915年）时，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中国却对此表现地犹豫不决，而同时美国开始了遏制日本的野心；直到1922年外交局势才逐渐明朗。
直到此时，日本一方面要面对美国不断加强的遏制，另一方面要面对重整旗鼓而出现于远东的俄罗斯，在此情况下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俄国西伯利亚和沿海区域的行政机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中被扰乱，直到1922年莫斯科才恢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控制。在针对太平洋地区签订一系列签约的华盛顿会议上（1922年）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平衡，这类似19181819年在巴黎和会上针对欧洲所制定的条约。
尽管外国的外交干涉暂时阻碍了日本在华夺取特权的企图，但是中国内部动乱仍让中国陷于混乱之中。与国家对抗的军阀在许多省份建立私人武装，中央政府在很多地方只是行使名义上的控制。宪政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只停留在书面上，但是无论在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满洲皇帝退位的前后，政府体制的改革没有首先引起根本的变化。省市中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混乱极大削弱了官方主动性的地位。而不断升级的暴力也抑制西方的经济渗透。铁路沿线地区的暴动造成铁路无法运行，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采矿业也只是零星生产，很显然即使自爱内部和平的时期西化的设备都没有同等效力的自然器械附有效用。此外，平民暴力行为在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由外国人实际管理的租借以外来抵制外国的投资，而这种行为往往完全保护了整个中国内地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由于土地短缺、债务和高租税盛行，农民的不满情绪高涨也造成国内的混乱。之前的中国王朝就是在这种灾难的背景下一个一个灭亡的。但是在20世纪这种完全传统的王朝衰落的表现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国受教育的阶层开始忠于一些有吸引力的新思想，所以在中国内部爆发的革命特点也发生了变化。自从1905年作为一种招募帝国官僚的古代科举制被废除时，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都几乎一致的转而反对儒家传统。早年精通儒家经典的学生都转而进入到了西方学校。有些学生进入日本教育机构，其他的留学到美国或欧洲。中国的教会学校迅速发展，新式的世俗学校也被建立起来。因此，大量的青年男女在全了解的情况下就狂热的信奉西方的知识。
孙中山（1925年逝世）将道德说教、社会空想主义和民族主义简单的结合真实地体现了企图一口气消化西方知识文化的第一代学生那种十足的困惑。尽管孙中山的知识杂乱而激进，但他仍然成为国民党的创始人。在19111949年间国民党为统治中国而反对地方军阀、日本傀儡和与之敌对的。最初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遭受意见分析和组织混乱等问题。在1923年俄国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者到达广州并开始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纪律严明、意识形态自觉、具有军事能力的革命政党后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局面。
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不久，国民党的领导决定北伐。国民革命总司令蒋介石很快就同苏联顾问发生了争执；当他决定打击与之紧密合作的中国时与俄国顾问最终决裂。中国（1921年成立）通过退缩到农村地区得以保存，并在农村组织反抗农民反抗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即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成功地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取了对大部分中国的统治（1928年）。他们也无法也消灭这个对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偶发性的内战仍不断的蹂躏着中国。
在1930年代随着日本的扩张，中国陷入到了复杂的困境中。日本先占领满洲（1931年）继而再次侵略中国（1937年），并迫使蒋介石撤退到长江上游的重庆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仍旧在重庆，而日本却控制整个中国沿海地区。领导下的中国在靠近苏联边界的西北地区立足。因此，当日本战败（1945年）并开始从中国大陆撤军时，蒋介石和国民党面对和这一强大的对手。曾在日本占领期间关系得到缓和的中国敌对政权间公开斗争，并在二战后重燃着火。在1949年战争以中国在中国大陆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
儒家传统的崩溃和遭到批判为激进的知识和文学变革创造了条件。一部分中国人急切的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是国家政治军事的动荡时常让技术的进步极其困难。胡适（1962年逝世）首倡文学语言的彻底简化（白话文）让文学表达接近于大众语言。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白话文”（1917年）自从被提出时就被迅速接受，继而涌现出了大量被设计成希望使中国能够接触到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一切最新思想的新闻作品。很显然虽然中国社会被大量的农村所包围、并且深陷于政治动荡、人口过剩和沉重贫困之中，但是同时知识精英们仍然接触着外国的思想和信念。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大量的农民才被关注、才真正的接触到了新思想和技术，而这都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国民党的印记。
日本的自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