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引起西方文明的转变（17891914年）(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在英国可以看出大部分人口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居住。{本书首发站}（比奇中文网iqime）直到1914年以后其他的主要国家中自古所依附的土地以及种植和收割的规律仍继续支配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然而，从土地到工厂和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在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已出现。这表明生活模式脱离新石器时代确立的基本规律，并向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转变，而这种新生活方式的潜力和局限性仍有待于发展。
当人们不再是简单的掠夺成性、转而开始生产食物时，这种从土地大规模的退却所暗含的人类经历和习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变化将会从根本上引起社会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高估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无法确认最终被证明是最好的适应于工业经济的社会组织和生活的方式已经显现。
法国民主革命
美国反抗英王乔治三世向全世界宣示了一个原则，即政府合法的权利只有来自于被统治者的认可。在**战争期间及以后这一民主观念一直指导美国的宪法实践。不只是在英国，欧洲许多国家都强烈的呼吁这种观念。在1688年以来英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表明有议会选举权的财产所有者的有限群体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法国新的政治学说促使了反对王室主义的激烈革命。
18世纪的法国政府是墨守成规的。理论上是国王保持，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行政改革的努力都因为各种特殊利益的反对而终止，这种利益经常运作于官僚机器内部。战争失败同国内萧条一样，17781783年法国成功地打掉了英国的锐气，并帮助美国走向**，结果是将政府拖入到了破产的境地。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缺乏行政改革，财政收入仍旧缺乏灵活性，而武器的开支随着一系列详细的军备而保持倍数增长。
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些许同情政府改革观点，并且认为政府应当和全体人民保持紧密联系。当他试图增加税收而遭到普遍的严重反抗时，他决定重新起用法国古老的代议制议会三级会议，希望说服大多数人批准新税收而以此减少政府财政困难。但1789年5月1日三级会议召开时大部分成员认为在批准任何新税收之前应实现具有深远影响的政府改革。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使法国政府对人民负责，实际上是意味着对财产拥有者负责。
在第三等级议员中，换句话说是平民的改革情绪最为强烈。但一些教士和贵族也赞成改革方案，在没有稳定和连贯的皇家政策的状况下，这就打破了平衡。因此，六月三级会议自行改组为国民议会，担负起草法国宪法的任务。
改革的拥护者很快激发了普通群众的热情。国王准备镇压国民议会的流言促使起义者攻击巴士底狱（7月14日）。此后这一事件被作为革命开端而被庆祝。之后巴黎组成革命政府巴黎公社。公社的领导将权利直接寄托在巴黎人民身上，在危急时刻他们召集公社人民进行大量的游行示威。巴黎人民常用表达主张的呼声威慑任何反对或看似反对人民权威的人。
骚动从巴黎蔓延到乡村。7月到8月间，农民开始烧毁贵族庄园并拒绝缴纳按照惯例有权取得的东西和租税。1789年8月4日晚，国民议会在高昂的情绪中做出了废除封建特权和债务的决定。实际上，正是这一决定在随后几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赢得了大多数农民对于革命事业的支持。
制定法国新宪法的工作被证明是困难的，而且国民议会为处理一些紧迫的、突然性的问题而经常中断工作。尤其是要补救政府的金融破产。国民议会针对从教会中没收的土地而决定发行一种纸币指券（assignats）。他们想随着这些土地被卖出，指券也就会退出流通。然而，事实上是尽管有更多的纸币被印刷，而物价仍盘旋上升。而工资增长总是显得滞后。因为低工资收入者可以被轻而易举的说服更高的价格只有“人民公敌”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所以现实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削弱了巴黎群众的游行示威。
直到1791年才颁布了新宪法。新宪法确立了有限制的、依赖于立法议会最高权威的君主立宪制，这种立法议会是由“积极公民”所选举产生的，换句话说是每年的税收缴纳额超过特定金钱数目的人。
1791年宪法最具持久（影响）的一面是废除了大量、长期阻碍法国政府的特殊地方性的行政管理。转而将法国分成规模大致相等的、新的地理单元，称为地区行政部门（département）。各地确立行政、司法和教会管辖范围与完全人为划分的新的地区行政部门的边界相一致。
在1791年宪法的协议中最具争议的方面是安排教会的规定。主教和教士从国家领取薪俸，并且由每个教区居民和教士选举，这与任何公民性的地方法官的选举是极其类似的。教皇及大多数主教和教士都公开谴责这背离了教会法，并要求归还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此后作为一种对教会律法有所影响的《神职人员的公民宪法》被呼吁而出，这将法国人鲜明的分为支持新观点者和坚持古老的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者。
但是1791年宪法最大缺陷是它将广泛权利（例如，对悬而的问题的否决权、军事官员的委任权等）授予早就丧失对一切革命事业同情的路易十六。事实上他已经开始积极同国外王室（奥地利和普鲁士）和逃离法国移居国外的贵族进行密谋。1792年4月，反击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爆发，最初法军遭遇失败。这引起对国王的怀疑，直到1792年8月，巴黎人民再次果断干预，并使立法会议将路易十六排除在实践宪法权利之外。选举产生新的议会国民公会肩负起制定另一部宪法的任务。
这开辟了革命的第二个、也是更彻底的阶段。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处死国王路易，并且为了反对“人民公敌”而实施恐怖统治；有几千人被当场裁决为有罪，以符合科学效率的方式被斩首，而这得益于吉犹坦医生发明的斩首机器。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救国委员会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治安委员会。很快为保卫国家而招募所有强壮公民开始的积极努力的发挥作用，不久法队到达莱茵河将革命的原则传播到比利时和德国西部。
同时在法国国内反对的政治派别为寻求辩护并巩固其权利而组织了富有激情并极为有效的宣传。从1793年到1794年上半年最成功地是雅各宾俱乐部，活跃的、富有雄心的革命者聚集在这里聆听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1794）和其他寻求以“共和原则”的名义开创一种高尚的道德统治等人热情洋溢的演说。反对派不满于在国民公会的议员席上用对话和投票解决分歧。为了帮助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逐一战胜并摧毁“叛国者”群体，起义者的游行示威和断头台开始被应用。但随着革命军队击退外国入侵者，这种高压暴力的公正性削弱了。当在一次出乎意料的国民公会的表决导致罗伯斯比尔被捕并处死刑时，1794年7月（革命历法“热月”）国民公会成员对政治事务做出新的回应。尽管至少是罗伯斯比尔的一些敌人对此毫无预料，但代表革命激进主义者被免职却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不久治安委员会也被废除了。
国民公会最终在1795年完成了制定一部法国新宪法的工作。随即成立的督政府在此后的四年中管理国家。1779年的“雾月政变”使法国年轻军官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掌权。他制定一系列法律，每部法律都让他比前任者拥有着更强大的绝对权威。即使在1804年拿破仑加冕为法国国王后，他为了费尽心机的证明自己的声望，而坚持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批准他不断提出的法律。
事实上拿破仑在很多方面是革命真正的继承者。他完成法国法律（《拿破仑法典》）的修订，这些法律成为日常法律的实践，其中很多原则在革命演说者常见的术语中得到了确切的阐述，如契约、公民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和废除法律面前的阶级差异等。拿破仑法典为那些由于拿破仑军队的胜利而处于法国影响下的国家的法律改革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模式。一旦这些改变简化了地区或国家的日常事务和法律关系，复辟混乱的旧制度和特权阶层被证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欧洲其他地区的民主革命
因此，即使是拿破仑最终被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联合下所打败（18121815年）也无法消除整个欧洲所经历的革命性巨变的痕迹。事实上直到1915年那些拿破仑最根深蒂固的敌人都被打上革命的烙印。之后欧洲君主们知道如何通过效法法国和呼吁他们国民的感情和兴趣来激发爱国热情，这让他们的军队和人们有能力面对和摧毁拿破仑的军队。
可以确定的是维也纳会议（1815年）上所达成的和平条约没能像许多德意志爱国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并再次将政治分裂的意大利置于奥地利和罗马教皇的影响下。
奥地利首相、《维也纳和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克里曼斯冯梅特涅大臣试图以战败的法国制衡俄国，而比起拿破仑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对重建欧洲的思想更加漠视。梅特涅成功地挫败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强烈的抱负，并在很多年中坚信需要谨慎地抑制群众革命，以防再次破坏欧洲的和平。
但自由和革命的愿望仍旧活跃，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在1830年、之后又在18481849年间，在欧洲很多重要的地区中民众的兴起推翻了所确立的权威。但是并没有像革命者所希望的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和意大利。直到拿破仑三世效法他的叔叔拿破仑一世以全民投票作为保证，将他的总统选举转变为个人皇帝选举之前，法国再次成为共和国（18481852年）。英国虽然避免了革命，但是当几近完整的成年男子选举权被提出时，也着手开始部分的政策改革，在1832年（改革法案）到1884年间逐步扩大了选举权。
1848年革命的失败让很多人对依靠人民意愿来真正彻底实现政治变革感到绝望。然而，法国的拿破仑三世（18521870年执政）和一些受到影响的英国政治家都认为输出自由主义和议会政府对其他的欧洲民族来讲是件好事，应该得到支持。1848年后俄国成为中欧政治局势主要后盾。当俄国鲁莽的陷入到与土耳其的战争（1854年）之中，法国和英国热心的援助土耳其，并在俄国自己的领土克里米亚将其打败。
沙皇独裁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虚弱表明，俄国容忍了两个大胆的政治冒险家：撒丁王国首相卡米罗加富尔(1861年去世)和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1898年去世)，他们在18951871年期间以各自君主国为中心统一了意大利和德意志。俾斯麦通过对丹麦（19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的三次迅速的胜利战争而获得成功。前两次战争没有留下长久的遗留问题，但在1870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和获胜的德国人所规定的和平条约（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让所有爱国的法国人都渴望复仇。然而，只要俾斯麦一直保持着对德国政策的控制，法国在欧洲大陆是不会找到同盟的；而且党派纷争也削弱了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被击败的帝国废墟上兴起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尽管罗马教皇不断地表示反对，并且对失去在意大利中部地区领土的统治感到极为愤怒，君主立宪制在意大利还是被接受了。然而，在德国，首相俾斯麦为一个新君主化的德国（18711918年）制定了一个将无法调和的政治思想相融合的宪法；这虽然是经过精心的设计，而结果却产生了不稳定的状态。民主原则以全体具有选举权的成人选举产生国会的形式被接受，这保证了批准预算的权利。然而，并没有放弃的原则（以神的权力统治）。德国国王保持着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全权，主要的大臣、总理不对国会负责，而仅对国王一人负责。
不像与之敌对的普鲁士那样，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认为在民选代议制的政府中不可能达到这种被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状态。在他们的帝国中居住着大量民族彼此激烈的争执以至于不会出现任何的民主共识。尽管如此，在1914年欧洲的主要国家、甚至在俄罗斯（从1906年开始）都存在着一些议会选举的机构。每个政府都寻求在官方政策和通过报纸和政党表达并产生的“公众意见”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