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政治运动
如果没有这场新文化运动，有没有可能在1919年5月4日发生抗议运动？我认为是可能的，但它们两个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是说先思想解放了，他们才能够抗议卖国贼，抗议卖国政府。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出现了人们认为的政治危机或亡国危机，就会有学生起来。以前叫太学生，现在叫大学生，没什么区别。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冲动，比较爱管这种大事。再一个，整个社会对学生比较宽容，学生们就可以享有一些特权。过去每逢科举考试到试期的时候，学生也闹事。学生砸个什么店啊，上街撒个泼啊，只要是群体性行为，大家都不太管，社会对学生有一种天生的宽容。
“五四”时之所以发生抗议活动，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而与前面思想解放关系并不大，要我说双方还有一点抵触。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五四”当天，大家都说中国要亡了，青岛要亡了，山东要亡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显然是当时许多人的真实看法，但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此前，日本已经占了青岛、占了胶济线、占了山东，当时武力发生的关头，人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扩大。而且日本又把条约递了过来，不签就要开打。显然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但是当时有大规模的运动吗？没有。有一些抗议，但是绝对没有达到“五四”这样的规模。
而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中国人以为自己最牛的时候，民国以来最顺利的时候。因为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第一次成了战胜国。尽管我们没有出兵，但我们是战胜国了，所以当时中国人很兴奋。庆祝停战时的北京几乎跟后来的“五四”一样热闹。蔡元培先生放假三天，北大学生也是到天安门游行集会，北大师生在那演讲、游行、提灯庆祝，非常兴奋。[注] 陈独秀先生还写了一篇名为《公理战胜》的文章。中国人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树在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又把“公理战胜”去掉，刻上“保卫和平”）。成为战胜国了，就可以从此摆脱过去的半殖民那种屈辱，可以跟列强改订条约，人们很兴奋啊。
第二年参加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当时有三种参会资格，一种是派五个代表，一种是派三个代表，一种是派两个代表。我们当时认为自己是大国，肯定是五个代表，到那一看才知道只有两个代表，而这两个代表中还有一个是南方政权的。就像被泼了一瓢凉水，原来我们被视为最弱国，原来认为我们当时对战争没有多大贡献。他们不认为几十万华工挖坑道、挖战壕、救伤员是一个贡献，他们认为招劳工已经付费了，因此华工所做的事并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行为。中国的意见是没有多少人认同的，但是中国人也看到了希望。因为作为强国之一的美国代表威尔逊发布了十四点声明，美国第一次提出无论国家大小都有同等的权利。这让我们中国人很兴奋，毕竟有一个大国的总统来为中国人说话了，而且当时威尔逊的国际威望也很高啊，于是中国人就认为他的话是最有分量的。当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折冲也集中体现了美国人争夺话语权的心态。后来这个话语权一直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人也许只是为了自己，但中国人听着很兴奋，感觉看到了希望。[注]
但毕竟那个时候国际政治还是丛林政治。实际上，中国代表的发言权大小要看国家实力的，而非国家的贡献。要论贡献日本有多大贡献？日本整个期间就攻打了青岛，没向欧洲派一兵一卒，但它有实力，所以战后是五大强国之一。五大强国里，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因为它们实力最强，在战争中贡献也比较大。意大利虽然是一战时的战胜国，但它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不好，打一仗败一仗，所以虽然它勉强被列为五强之一，其实没多少人理它。日本人不想就欧洲问题发言，它参加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守住它在一战中拿到的亚洲的利益。什么是日本的亚洲利益？主要就是它在青岛和胶济线、山东的权益。当时中国人大的要求是整个把不平等条约全废掉，重新确立关税自主的地位。我们知道这在当时是没戏的，而最后的防线就是要收回山东和青岛。但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恰恰跟日本的底线重合在一起了，日本要的就是这些。而日本是五强之一，欧洲列强能不满足它吗？必然满足它，所以我们最后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原来信心满满，从外交界、政府到知识界都很膨胀，但是到了巴黎和会上被一瓢凉水浇下来。说实话，我们在和会上表现不错。尤其是顾维钧先生头脑很清醒，他确实是口才很好，很有逻辑性，工作也做得很好，他每次发言完毕大家都跟他握手，说这小子真棒。[注] 因为开会要用英语发言，而日本人说英语是很糟糕的，日本当时的外长，讲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每次发言都很尴尬。但是弱国无外交，国际交往不是比口才，关键是看实力。所以到最后威尔逊也变卦了，威尔逊找借口说，你们1918年和日本都换文签约了，都承认日本占领的地位了，这个时候还跟我们谈什么啊。
开会的时候，梁启超和一大帮人一起旁听，这时候他们找到了借口：我们外交失败是因为有内奸的缘故，尤其胶济铁路的换文，我们已经签了，那你还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这个所谓内奸的消息捅给林长民，林长民捅给报界，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了。[注] 首先，我们期望很高，我们自认为是战胜国，但是我们得到的很少，这令人失落。其次，我们发现这个失败是因为有了内奸的缘故，这是最容易出事的。如果我们真的打不过人家那就忍了，外面太强大，如果有内奸大家就受不了，内奸就是曹、章、陆。所以五四运动实际上是这样两个因素促成的。
这个事情非常吊诡，中国为了参战最后跟日本走到了一起，实际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合作得亲密无间，那段时间是中日关系的一段蜜月。日本原来是强横的，强横之后发现不行，突然就从霸道改成王道，然后用柔的方式跟中国政府合作，这一合作就引出了内奸的问题。如果中国对青岛问题、对胶济线延长线的问题从来不发言，从来不交涉，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由于它们合作了，问题就产生了。当时中国外交官出于什么目的跟日本交涉山东的问题呢？反正胶济线你已经控制了，青岛你已经占了，我没有能力赶走你，既然你还宣称名义上是我的，那我就得给你定一个条约式的东西，我约束一下你的行为，要不然你在这胡来随便折腾，我不就损失更大吗？
晚清的外交就是这个路子，就是说我们不能避免损害，但我们争取把损害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在大损害前提下减少一些损害。李鸿章他们办外交就是这个思路，你说这个是卖国也可以，但是他有他的不得已。谁有本事不签这个条约？谁都没有。实际上换文就是这个意思。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为防备俄国事变，日本要拉拢中国，所以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后来我们称为防共协定，它就是怕共产主义或俄乱引发周边国家不安宁。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拉中国？是像春秋时的故事“假途灭虢”[注] 一样，借道把中国灭了吗？实际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没有“假途”对中国动武，并没有把中国灭了。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拉中国做个小兄弟，帮它做后勤供给。但是这一系列东西一签之后问题就大了，因为这等于是一种军事合作。最关键的问题是“西原借款”，中国政府拿人那么多钱，而且用这些钱来打内战，确实有卖国嫌疑。这些疑问原本就在，所以巴黎和会不开便罢，一开这些问题都冒出来了，中国要不回山东和青岛，问题就全爆发了。
所以五四运动表面打的是曹、章、陆，就是经手中日关系的这几个人，实际上反的是整个的皖系政府。这一点段祺瑞非常清楚，所以在火烧赵家楼之后，他对曹汝霖讲，他们打的是你，实际目标是我。但是，打他的不仅仅是这些学生，还有知识界，首先就有研究系。研究系为什么此时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曹汝霖很浅薄，他后来回忆说，林长民当时向他借三千块钱，他没借给林长民，林长民就报复他。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林长民是个名人，曹汝霖不借他钱别人也会借。民国的风尚如此，只要有名就有钱，人家不在乎这个。林长民是研究系的干将，研究系辛辛苦苦替皖系打了半天工，最后被皖系一脚踢开了，这个仇当然要报，所以研究系那些人首先发难。此外，所有不满皖系、不满安福国会，尤其不满徐树铮的各种势力全都冒出来了，所以五四的抗议其实不仅是学生的抗议，是所有对皖系不满的人的抗议。
各地不满皖系的军人也加入了抗议队伍，尤其是吴佩孚骂得最凶。他一个外地驻军的师长敢骂政府总理、骂国会、骂总统，而且骂得非常过瘾。那个时候，他的幕僚四六文做得好，这种文章实际是骈体文的转化，有一点八股文的味道，又有点时务体的流畅，所以骂得非常尽兴。[注] 这样一骂，吴佩孚声名鹊起，不仅很多军人佩服他，连学生也很崇拜他。实际上，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缘故，所有反皖系的人都找到了突破口。在巴黎和会中国人是不是什么都没得到？也不是，首先德国、奥匈帝国的租界我们收回了，它们份上的庚子赔款我们不用赔了，日本也在巴黎和会上承诺在适当的时机把山东归还。德国还把八国联军入侵时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观象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退回来了。中国人的地位跟战前比还是有所提高的，战前西方列强是不跟中国谈关税自主、治外法权的，但是这个时候它们也准备谈了。经过这一场战争，中国作为战胜国并不是一无所获，只是说和当时知识界的期待相差甚远。
五四运动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所谓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在政治运动中并不是领袖，这场运动也不是他们这些启蒙导致的。一到那种时候，学生就会上街，有没有新文化运动都会。学生运动中先进分子还没有去动员，也还没有跟工人运动相结合。不论是北京的学生还是上海本地的学生，到上海后，没有一个去动员工人罢工。相反，他们主张工人不罢工，只需和平抗议就行。但工人说我们干吗不罢工，你们爱国我们不爱国？工人听帮会的，根本不听学生的。
这个运动到上海的时候成了一种时髦，成了战胜国反而权利被剥夺的委屈感，是很容易把大众鼓动起来的。[注] 于是，它很快成了从知识界到学生、再到一般大众普遍参与的爱国热闹。而且在那个时候，军阀政府也不镇压，他们自认为是民主政府。所以，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自认为是没有风险的。没有风险又能表现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谁不愿参加？所以当时的工人运动并不表示这个成熟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了，而且所谓的工人阶级跟知识分子结合还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迹象。
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三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教授做了一整天的对民众的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蔡元培认为：一战“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参见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59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五四”游行队伍要到美国使馆请愿，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缘由。胡适后来解释说，他们这些北大同仁如此兴奋，是把一战的结束，看成是“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十四点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1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 · 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 · 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关于梁启超、林长民对五四运动的作用，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春秋时，晋国意欲夺取崤函要地，决定南下攻虢国，虞国为晋攻虢的必经之途。晋献公决定采取各个击破之计，先向虞借道攻虢，再伺机灭虞。期间，虢国的宫之奇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虞公不可借道，未果，虞国最终为晋国所灭。
替吴佩孚捉刀的，乃是桂林才子张其锽。
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格尔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参见Gurr Ted，Why Men Reb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