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启蒙。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有识之士对辛亥革命的现状不太满意。他们很不满意，感觉为什么革命之后，国家的政治、社会现状还不如清朝。不满意就找原因，他们认为我们的启蒙不够，中国人没有经历一次比较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变革。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开始做启蒙工作，比如章士钊办《甲寅》、陈独秀办《新青年》（《新青年》开始不是在北大办的，是在上海办的）。新文化运动首先是白话文运动，一种文体的改革。这个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对旧的文学、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批判，很激进。他们为了推行这种新的文体，就对旧的文体尤其是清末以来那种桐城派的文体进行批判，同时又往上追，追到唐宋八大家，追到《昭明文选》。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桐城谬种，文选妖孽”[注] ，它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的古文体进行了批判，他们要实行白话文。白话文运动的起点是胡适，胡适后来说，他的主张还是技术性的，到了老革命家陈独秀手里，才变成革命。
其实中国早就有白话文，宋朝的平话就是白话文小说，后来的很多小说戏剧基本上是白话体。清末各地的有识之士进行启蒙，办俗话报、白话报，也是用的白话体。那么，中国已经有白话文了，为什么这时白话文运动会成为思想界的潮流？放到今天看，他们提倡的白话文，实际上有两个东西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第一，过去的白话文是不强调和古文体决裂的。它们是并存的，互相之间还有掺杂，许多白话小说中间都会夹杂一些文言诗词，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虽然士大夫们还是以做两汉的散文、六朝的骈文，或者变形的四六文来展示自家的功夫，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至少有一些人不认为）通俗白话就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东西。其中很多人，如冯梦龙、金圣叹等，也在整理白话小说。很多白话小说也是文人创作出来的。但是，到新文化运动时出现了问题——提倡白话文，要把文言打倒。提倡创作新的小说、新的诗歌、新的散文，打倒一切旧的文体，不用典故、不用成语，完全就是一种跟文言决裂的状态。
第二，它跟以往的白话文不太一样，它有很强的欧化的意味。它要讲求文法，也就是讲究语法结构。这是胡适先生提倡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什么是文法呢？讲究白话，讲究语法结构，它讲究词性，形容词、动词、名词这样的概念。把当时流行的西方这个语法引进到中国语文中来。这个工作《马氏文通》就在做了，但此时落到了白话文头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时候学界认为中国语言学是一种科学，中国人没有语法不科学，书写说话都不科学，太不像话，因此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书写。当然最激进的方式就是把汉字废了算了，干脆用拼音字母。随着新文化运动一出来，胡适说是陈独秀让它革命的，其实他一出来就有一种革命姿态，只是他不说出来而已。当然陈独秀更加具有革命的姿态，三个成立，三个打倒[注] 。
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我们一系列欧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在整个知识界引起的反弹不是很强烈。那个时候，整个知识界欧化的风尚远比我们今天要猛烈。也有人不满意这样全盘西化，但是他们抵抗力是很微弱的，因为在当时知识界看来，欧化进步就是科学、就是现代，在那个时代谁能够抗拒这些东西啊？实际近代很多变化都有这样的意味，只要打出科学、进步的招牌，如果再打出人民的招牌，那么对方基本上就只能缴械了。
今天来看这个白话文运动，它其实不是很成功的。把中国语言强安在这种主谓宾、定补状的结构里，害得现在语文教学很失败。语文界的大师吕叔湘先生说，我们的母语教学真是很失败，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几万个小时下来，还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语言。为什么这么失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汉语的方式，我们实际是用英语的方式教汉语，我们强加于汉语这样的词性和语法结构，把这个语言教死了。反过来，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电视人对我说，他们最头疼的是“的、地、得”，总得请教语言专家怎样分辨。我说这玩意其实就是从“五四”冒出来的，以前没有。“的、地、得”跟语法结构有关，古文不讲语法，更不要提什么“的、地、得”，那你会因此而看不懂古文吗？会因此而觉得古文不美吗？古汉语的魅力不在这，汉语本身是讲究抑扬顿挫、合辙押韵的，那才是它本质的魅力。
我们学这种英语式的汉语，实际上唯一的好处是，在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时候稍微方便了一点。因为我们可以按语法结构对应嘛，我们可以往里加、往里套，用大长定语，还可以加补语。虽然看起来是很难看，但据说意思准确性增加了——其实有时候还不如直接看原文清楚。
这个白话文运动现在看来不是很成功，但在当时真是获得了很大成功。到1924年，教育部颁布命令，所有学校都得用白话文了，它从一场民间运动变成了官方法令。[注] 这跟后来废中医一样，虽然中医没有被当场废掉，但中医的卑微地位从此就定下来了。再怎么牛的中医也不能叫医师了，只能叫医士。按这个架势，如果不尽量把中医科学起来，中医就要被废掉，但中医科学化了以后，它还叫中医吗？中医等于不废而废。这实际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传统学术，传统学科，传统技艺，我们应该怎样保持、保存它们？即使谈不上发扬，但都把它当垃圾淘汰掉肯定是大有问题的。
当时就是这个趋势。所以后来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输入新思想、废除旧伦理、打倒孔家店。到了这一步，五四运动才回到它的本意，当年陈独秀和章士钊的启蒙，是进行深度启蒙，要摧毁旧的框架、旧的伦理。虽然在白话文运动中，章士钊和陈独秀是分道扬镳的，但分别起到了对传统的批判，起到进一步引进西学这样一个启蒙的作用。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个性解放和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调，大批青年投入其中。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并不是一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革命，而主要是一场文学性的革命，或者说，是从文学角度开展的社会革命。当时兴办了大量的刊物，其中许多都是文学性的。很多人表现出个性的张扬和解放，追求冲脱旧的婚姻和家庭的束缚等。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接着在《新青年》二卷六号的通信栏内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钱玄同首次使用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说法。之后，这两句话成了批判桐城和文选两派的武器。
语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疾呼：“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的改革。